读书报7月图书推荐榜
（详见9版）
鲁迅和顾颉刚的是与非
1929年5月，鲁迅到北京省亲，25日往孔德学校看旧书，顾颉刚亦偶至，鲁迅信中描述：顾“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两地书》）；顾颉刚同日记载：“今日到孔德，竟与鲁迅撞见，不巧甚”（《日记》第二卷）。这是两个人最末一次的尴尬偶遇。一位文学宗师，一位著名史学家，彼时都为生活所迫，仆仆风尘，辗转于南北各高校；他们的那点冲突，并无深水内幕，可放在桌面上来说的，然则终至于怨毒相向、恶语相加，其事也因此成了留给后世的一点尴尬遗产，让人禁不住三致叹息。（详见3版）
哈佛教授傅高义著《邓小平与中国改革》9月出版
傅高义著《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哈佛大学出版社9月下旬即出，厚近千页。傅教授任教于哈佛大学，著作在中国也多有出版，如《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1972-1992》（主编之一）和《亚洲四小龙腾飞之谜》等，《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全面回顾了总设计师的一生和改革开放对今日中国与世界的非凡意义。该书自我介绍说：“或许在20世纪无人能比邓小平对世界产生过更大的长远影响，”他曾被毛泽东形容为“棉里藏针”，掌权后毫不犹豫地破除了对毛的个人崇拜，放松了阻碍中国成长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他醉心于现代化和技术，打通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关系，并使数亿国民摆脱了贫困，同时坚决维护了现有的政治制度。（详见4版）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两种“精神”的缠斗
胡适（当然也包括鲁迅）大概是把“世界主义”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忏悔的人。1957年冬，胡适再次指控民族主义阻碍了新文化运动，说“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保守的，通常且是反动的。他们经常觉得愧对祖宗；认为凡是对祖宗好的，对他们自己也就足够好了。这便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心理状态”。尽管他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将其等同于“复古”，但若以他这段话为参照，来理解他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一场悲壮的爱国运动”），就会明白他为何指控五四运动“中断”了新文化运动。（详见13版）
红色印刷里的珍贵记忆
为了迷惑敌人，公司一层对外营业，承接的业务五花八门，信纸、卡片、表格、发票、请柬，还有戏院的演出广告、糖果包装纸等等。二楼则是印刷党的报刊《北方红旗》、《共产主义ABC》和《布尔什维克》等书籍的重地。另外毛泽民等人还对院内外作了巧妙的布置。印刷厂的一边开了个布店，用布裹住纸，掩护印刷需要的纸张；一边搞了个家具维修门市，专门监视外来人员。一楼右厢房为接洽外来业务的办公室，办公室内设有办公桌，办公桌下有暗铃，如发现形迹可疑的人，便按动电铃，向二楼车间报警，同仁们便迅速拆下正在印刷的红色刊物藏匿，而改印其他印刷品。（详见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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