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在北大和其他校园,我都遇见过鼓吹读经的教授和热衷读经的学生。由一个读过一点中国古书的西学研究者的角度，看到“四书五经”这四个字，我不免想到罗马天主教“正典”（canon）这个词。教会在使用这个词和它的许多派生词的时候，强调的是教会权威已经认可了某些法规或者某些典籍、礼仪。譬如《圣经》（Bible）的原意是“书本”，但是其不同的版本已经被不同的教派确认为正统，也就获得了正典的地位。教宗利奥十三世在1902年还建立天主教的圣经委员会，力图保证这部经典不被“错误和轻率的意见所败坏”。宗教经典也不是不可以有版本的校勘。尽管其中包含的真理通常被教徒认为是永恒的，他们中间也总有人举引正确或者错误的史实来批评教会的所作所为，譬如我们常见到说“宗教裁判所”有多么黑暗的指责。近代以来，这样的指责算得上司空见惯。我们自己的经书被奉为经书，这一事实背后也有历代传承和认可的价值观念，当然还有各种推动这些价值观念的权威力量，包括皇帝和他们的政府，以及古代的圣贤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举引历史来褒贬儒藏呢？

    《大学》里有一名句，“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朱熹的注解是，“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为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外本内末故财聚，争民施夺故民散，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大学》里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言壮语，是程朱理学非常重视的，也是我们的文化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可惜其中的精髓多半与如何帮助皇帝君临天下有关系，不直接论及超越世俗的终极关怀。“聚”与“散”的中心都是帝王，这一点是否算是这些经文的基本历史语境呢？

    经文和历史之脱离总归会引导出很大的问题。英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理查德·亨利·托尼（R.H.Tawney）也被认为有些与国学沾边的思想。托尼的传记作者特里尔（Ross Terrill）曾经引用一语来阐释托尼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意思是说，托尼希望打破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不平等和阶级差别，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将人民团结起来”。把中国帝王的为政之道联系上了20世纪的英国社会主义，算是洋人“食古不化”的一个典型了。或许特里尔并没有完全误读。托尼的思想曾经被概括为“伦理社会主义”，原因是他很重视道德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作用，很有一点修身平天下的意思，如果我们脱离经文的中国历史语境来看。但是《大学》对财利的议论终究还是归结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长国家而务财务者，必自小人矣”。张居正带领小皇帝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曾经引用《大学》此后的话说，“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对财产和财富的认识，和对其他许多问题的探讨一样，在国学经典里面通常是以维护皇帝的政治统治为中心的。张居正在这里引用周厉王的大夫芮良夫的话说，“夫利，乃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当与天下共之，不可专也。”先生希望以此教育万历皇帝说，作为天下的主人，他的责任是“布利天下，而乃行专利之事，则民心不服”。由财利而论及君王和民众的关系，国学传统基本上是一个统治者驾驭被统治者的思路，隐含着严重的等级观念，而不是人人平等的认识。中文之“平等”出自佛教语，一切众生本无差别，不过我们的文化并没有以此为中心构建系统的现代社会思想。

    托尼对财利问题的认识完全是在另一种语境中进行的。他和其他一些西方思想家谈论财利问题往往涉及他们的基督教平等观，也就是基督教的人学，一般不会谈及统治术。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926），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的中译本。此书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齐名，过去一度有所谓“韦伯-托尼命题”的说法，但是学术界现在多认为不可信，因为托尼是激烈反对资本主义的。他的主要创意其实不是以宗教思想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而是批评基督教会，特别是英国宗教改革以后的诸教会，认为他们放弃了以爱人的宗教伦理制约人的贪婪，促成了放任资本主义最终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肆意泛滥。也就是说，教会放弃对市场的道德干预造就了一个贪婪社会。

    就其思想的体系而言，托尼最重要的著作并非是这本书，而是代表他社会主义思想的《贪婪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 1920）和《平等》（Equality, 1931）。这些著述的出发点是《新约》的一些原则性文本，譬如“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这些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经文，是被认为具有永恒意义的，但是需要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解读。可能是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托尼的社会主义论著一般不谈论太多宗教问题。在青年时期记录自己思想片段的日记里（R.H. Tawney’s Commonplace Book, 1972），他更加直截了当地谈论基督教信仰对自己的影响。托尼的社会经济思想来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基本原则。在1913年的一则日记里，他写道，相信平等，必先相信上帝。因为只有凭借此信仰，人们才可能意识到：上帝创造的人是如此尊贵，仅仅略逊于天使，如何能想象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差异；在上帝面前，犯有原罪的人又是何等的渺小，只有虚妄和傲慢才会使得有些人认为自己比其他人高贵。对基督徒而言，拒绝平等就是拒绝信仰上帝。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即由此出发。他写道，“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有理由把别人当作我自己的工具，或者把他看作是为了达到我自己的目的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无论这些崇高的目的是什么。”他还说，“我也不可以强制别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因为即使他是一个有钱的坏人，他仍然是一个人。我不可以强制任何人，无论他有多么愚蠢，去像智者那样思维，因为真理在智者面前被隐藏起来，反倒是被透露给了婴儿。”资本主义的病理在于，托尼指出，财富的数量成为终极的价值，为此可以牺牲人，可以把劳工当作是致富的工具，可以允许狡诈和力量成为人们崇尚的品德（写到这里，联想到最近流行“给力”一语），而仁慈、谦卑、和平这些基督教爱的品德都可以被抛开。当然，就像有些托尼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他的基督教信仰会让人们想到，他的社会思想是否可以应用到非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去呢？

    在《平等》一书里，托尼使用了他在日记里就人的平等价值所写的这些话，同时批评了现代流行的自由主义平等观。机会平等，或者说竞争机会的平等，在封建等级和贵族特权被打破以后成为一些西方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鼓吹的信条，其潜在的寓意是认可所谓平等竞争造成的巨大不平等。譬如说，人的自我实现是否应该理解为在竞争之后个人利益的满足？托尼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呼吁从两个方面限定竞争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首先，人们实现自我的努力需要有合适的社会条件，即医疗、教育和其他基本生活条件的满足。如果一个工人子弟没有充足的营养、健康的居住环境，没有条件上一所资质优良的中学，他怎么有可能与伊顿公学的富家孩子竞争牛津或者剑桥的入学名额？其次，社会服务的成绩，即人们的社会贡献，当下我们津津乐道的“业绩”，不应该成为造成进一步不平等的诱因。即便是一个有杰出贡献的人士，他所需要的应该是保证他快乐工作的闲暇心情和舒适环境，而不是让他脱离大众的巨额收入和奢侈生活。也就是说，在真正公平的政策下，人们在社会服务中的贡献尽管有大小，最终应该导致更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相反。收入和地位的两极分化不可避免促成富人的傲慢和穷人的怨恨，而人们如果不能进行友善的合作，社会活动的效率也必定大受影响。在讽喻牛津和剑桥贵族传统造成的等级色彩时，托尼曾经赞扬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平民气氛，认为学术界如果能够接受“自然天成的平等主义”，研究和教学工作才会有最好的气氛。用托尼引用自《箴言》的话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当然，即使是学术界的平等气氛也不可能在放任资本主义的社会氛围里养成。

    因为崇尚绝对的私有物权观，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与基督教信仰和真正的平等有着内在的矛盾。托尼对物权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阐释的观点，是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贪婪之风肆虐而丢失的一个道德标准：上帝不仅让人使用大自然的事物，而且让这个权利属于所有的人，而不是让富人独占。这可以分析到两个方面。一方面，私有财产并不违背自然法（人所理解的神法），而且得到人间法律的肯定，因为对私有财物，人们会更加努力去获取，会更加便利地去管理照看，而且各人自己的财物能够清楚区分开来也有利于减少人与人的纷争。另一方面，自然法要求财富为众人所用。也就是说，按照人法拥有财产的人要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财富，即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以其他方式造福整个社会。反过来说，饥寒交迫的人如果被迫去拿他人的面包来吃，他并没有犯偷窃罪（阿奎那名言）。换言之，私有财产是合法的，但不是绝对的。这是基督教传统中最重要的道德法则之一。托尼在《贪婪社会》里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界定为没有社会职能的财产，认为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允许资本家合法地获取巨额利润和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引发严重的阶级矛盾。他的改革思路并不是简单的所有制改造，他并不认为所有制是最根本的问题，甚至曾经反对英国工党激进的国有化政策。他的信念是，现代国家的调控能力可以引导私有制和公有制混合的经济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且只有这样，平等与和谐才能够得到实现。所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为民众提供良好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服务；企业经营的民主化，让劳动者和消费者参与私人和国家企业的管理；最终改变资本主义把权利与占有和贪婪联系起来的社会心理，把权利与社会服务联系起来。就像托尼在他的日记里写的，“难道对财富的鄙视态度不正是克服富有者权势的真正办法吗？”托尼这位圣公会信徒由基督宗教的人学观念引伸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疑虑和批评，但是他的社会主义同时也保留了对市场经济的宽容，认为私有财产在合适的语境里能够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他在《平等》一书里面说过，社会主义的“根本信条是维护人的尊严”，而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是“把财富当作神，不把普通民众当作有尊严的人。”

    特里尔把《大学》里“财聚则民散”一语和托尼的上述社会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不很准确，却很优雅地借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孟子也有关于民生的著名言论，“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朱熹称之为“王道”。张居正也说孟子的“何必曰利”并不是不言利，而是要人君用利使百姓安身和崇尚道德。国学里面关于财利的议论似乎都指向“有国家者之不可不鉴也”，为君主兴亡治乱的考虑昭然若揭。而阿奎那和托尼的关于财利的思想却由宗教的视角扩展到人的尊严和社会的和谐。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问题是，如果要借鉴传统来辅佐现代，我们应该主要倚重哪一种？二者的兼容性又有多大？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认可市场经济的正当合法性,但是同时也应该注意托尼的告诫——“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绝不要像托尼所担忧的那样，让拜金主义腐蚀自己的专业精神，守不住这一座象牙塔，把自己也贴上一个价格的标签卖了。我们也可以记住朱熹评注《孟子》时引用的一句话，“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我个人更加欣赏托尼的立场鲜明。我也不喜欢国学里充斥的帝王思想。

    《平等》一书值得翻译成中文出版。《贪婪社会》在1928年就有中文译本，尽管译文老旧，不太符合现在的汉语习惯，而《平等》一书却一直没有译本，令人遗憾。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热衷于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甚至追捧哈耶克，却冷落了托尼这样可爱的社会主义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