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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悔，死无惧，不需经济基础，对离异无挫折感，愿先友后婚……”这是二十多年前台湾作家陈玉慧在《联合报》等三大报纸刊登“征婚启事”的内容。随后，她约见了一百零八位应征者，年龄、样貌、职业甚至性别各异，这段特别的经历被她写成长篇小说《征婚启事》。这部作品以生动的记录式文字和对当时台湾社会众生相婚恋观的侧面反映引起极大反响，出版后长销不衰，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剧，电影在第44届亚太影展获奖，舞台剧直到今天还在演出。
前不久，这部源于当年陈玉慧与“征婚启事”应征者们共同“完成”的“无形剧场”（Invisible Theatre，巴西剧场家波尔所创的实验戏剧形式）的作品在内地出版，作者本人也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与读者见面，令众多早已看过同名电影或以其他方式读过小说的文艺青年们终于得见“征婚启事”背后主角，与其共话书中体现的永恒主题。
时隔多年，在北京的炎炎夏日，手握菊花茶的她说起《征婚启事》的影响力仍觉意外。少时即赴欧留学的她精通多国外语，写小说之外还担任台湾报纸驻欧特派员，此外她还钟情戏剧创作、艺文活动策展乃至登台演出。虽然涉猎多个创作领域，言谈间表现出文学似是她最看重的部分，《征婚启事》的前卫、《海神家族》的厚重和近作《书迷》的悬念展示她在写作上对新意的追索。
读书报：新闻、时评、小说、戏剧，你的创作跨越这么多领域，但内地读者认识你还是通过文学，你如何看待不同身份在创作上的互动？
陈玉慧：小说家应该是杂学家。我做过那么多事情，从事的每个职业都是一头栽进去地投入，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做一件事情。这样东做西做等于见多识广，有更多机会接触不同的东西，对写小说是有好处的。
读书报：采访者的角度对你的文学写作影响很大吧？《征婚启事》就像由一个个采访构成的。
陈玉慧：你是这样看待《征婚启事》的？其实它更像“无形剧场”。很多人都问我新闻和文学的关系，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新闻讲究事实，小说讲究想象，用想象的姿态去写新闻是失实，用实事求是的姿态写小说又太硬梆梆。小说跟新闻在写作上是没有关系的，但我做新闻记者可以帮助我打开视野。
读书报：你的这些身份之间，不同工作状态之间，是界限分明的吗？
陈玉慧：界限并不分明。《征婚启事》像无形剧场又像行为艺术还像新闻报道，是各种形式融合在一起的，这是创作最好玩的地方，把不同形式全部打翻，藩篱都推掉。我比较喜欢创新，写《征婚启事》那时一方面自己是剩女，想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另一方面也想要找个新的方式来创作。
读书报：两种念头同时存在？
陈玉慧：对啊，我本身是个创作者，除了想结婚，也会想到创作，想如何让创作有些新意。我是学戏剧的，就想如何把剧场的氛围、情境带进创作中来。
读书报：面对这些应征者时，你的身份界定会模糊吗？那一瞬间你是创作者还是……
陈玉慧：其实在征婚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会忘记自己是创作者，会有基本的人性反应，会害羞，会注重穿着，也会在意对方对我的评价。我在外面等应征对象时，会怕朋友看到我。我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也会认真地想要不要跟这个人交往，并非在征婚过程中一直想着要不要创作。这也是混合的，创作和征婚没有那么清清楚楚的界限。
读书报：“征婚启事”内容写得很虚。
陈玉慧：可见我这个人对物质要求没那么高，“征婚启事”写得虚无飘渺，意味着我想要找个思想能够沟通的，这样的人当年还真没有。那时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跟现在的征婚节目不一样，我看过很多内地的征婚节目，她们的征婚条件可不虚。
读书报：把标准定得这么虚，是不是也想着条件越是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的可能性越大？
陈玉慧：对，可能我也有意创作，打开一切限制。那种感觉很微妙，很多人打来电话说，你这“广告词”写得不好，但我还是愿意应征。
读书报：《征婚启事》的语言读起来像新闻报道，可你是参与者，作品的质感像是旁观者。
陈玉慧：我对小说的写法是不要一头热地栽进去，要有一点的距离才好。写小说时热度太高，太投入，自己都燃烧起来，我觉得不太好。我会和写作保持一点距离，稍微抽离一点点。我在很多作品中试图保持这点距离，虚实相间的状态。我们都很服膺曹雪芹，他在《红楼梦》里说过，“假作真时真亦假”，写小说就是在虚实之间去琢磨，是真是假让读者去分辨。
读书报：你的小说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征婚启事》，其实你有更重要的作品。
陈玉慧：写《征婚启事》时没想到它后来的成功，它的特别在于我勇于尝试在形式上创新，用“无形剧场”的方式也好，新闻报道方式也好，这个长篇在当年几乎是前卫的，今天再读好像刚刚好。后来写了我最重要的作品《海神家族》，那是一部写台湾家族史的小说，部头很大，得了很多奖，也很畅销。
读书报：这两年，回顾大时代下个人命运变迁的家族史题材作品在两岸都很走红，比如《巨流河》，还有《海神家族》，你在其中寄托了怎样的感情？
陈玉慧：《海神家族》是我结婚以后写的。我先生是外国人，我常常和他聊家族的事情，他特别感兴趣，问我为什么不写出来，我就觉得可以写写。我二十岁就出国，这么多年一直在外头，越来越想要回顾来时路，搞清楚自己从哪里来，知道要去哪里，有点像溯源的感觉。小时候的离开是不管不顾的，到了一定年纪，会觉得那是你的根，想要回头看看根和自己的关系如何。
读书报：《海神家族》实现了你的寻根愿望吗？
陈玉慧：我感动于有些读者在网上或是新书发布会上见到我时含着眼泪，说他们家也是这样。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很多人都有类似经历。我在创作上的“私心”是把自己的公历史和私历史并排加以对照。如果只在书中写公历史，那么多教科书里都写过了，把私历史写出来才有意思。
读书报：你在欧洲的生活、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陈玉慧：我在柏林的生活很简单，早上吃个早餐，回Email，然后看法文、德文报纸，看完后就替台湾的报纸发个稿，下午写小说。我有时会觉得发新闻和写小说彼此干扰，甚至弄两张书桌，一张搞新闻，一张写小说，这样分得比较清楚。不过现在慢慢也习惯了，可以在同一张书桌上既写新闻也写小说。
读书报：你的新闻感觉和文学创作都很有职业感，很享受写作的过程吧？
陈玉慧：只能说我的写作相对得心应手，下笔快。我写小说，老实讲也还是收到新闻写作的影响，写新闻要把事实说清楚，要有所交待，这使得我不会写那种特别虚无飘渺的没有故事的小说，我一定要写得有头有尾，把故事讲完。
读书报：你是个写作特别有计划的人吗？写了这么多年，是否考虑过做一些颠覆性的尝试？
陈玉慧：通常我会有一个手写的大纲，贴在墙上，没事就改写一下。至于颠覆性的变化，像去年在台湾出版的《书迷》，是我两个月没日没夜地写好的，有出版社的朋友形容我这样的写作像是呕吐，不吐不快。
读书报：你跟读者间的关系怎么样？
陈玉慧：我和读者的故事都在《书迷》中写到啦，哈哈。对号入座？有一半可以吧。写作、出书过程中会有错误，有些读者知道我的书错在哪一处，字字都知道，他们成为我的校对者。还有读者能够告诉我说，我的写作有什么不足。很多读者的素质很高，自己也写作。我在《书迷》里也提到，怎么搞的，你突然发现一些书迷变成你的老师，监督你，说你怎么偷懒啊，怎么退步啊，很严格。
读书报：眼下正在写作什么题材？
陈玉慧：福建安溪铁观音和台湾乌龙茶都很有名，乌龙茶是从铁观音演变过去的，我正在写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这是传奇的故事。当年，大概是1860年左右，苏黎世运河刚刚开了，很多英国人到亚洲做生意，有个英国人觉得福建安溪的纬度和台湾差不多，就把铁观音带到台湾种植，产生一段爱情故事。我写的这部作品中历史背景是真的，爱情故事是我编的。
读书报：在欧洲这么多年，没想过写一部以欧洲为背景的作品？
陈玉慧：恰好相反，我想搬到中国内地住，写以内地为背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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