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荷兰的弹孔

    我触摸着地面上的两个弹孔。六年半之后，它们依然清晰可见。不规则的圆形，内缘留有爆裂的痕迹，只是里面的雨水取代了当年的血，投映着阿姆斯特丹灰色的天空。

    子弹从一把克罗地亚产HS2000半自动手枪中射出，或许偏离目标而直接击中了地面，或许在此之前穿过了特奥·凡高（Theo van Gogh）的身体。

    这是阿姆斯特丹东郊，林内乌街和第二东公园街交汇的街角。一条普通的红色自行车道。2004年11月2日上午，47岁的电影导演和作家凡高像往常一样骑车经过此地，默哈迈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拦住他，将他掀下车。第一枪击中了凡高的腹部。他在地上爬行，那青年又向他开了七枪，随后掏出一把弯刀，试图割下凡高的头。他没有成功，再取出一把匕首，连同他的宣言书，一起扎进了凡高的胸口。

    很多人目击了这场残忍的谋杀。26岁的布耶里先生知道有人在看，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从始至终保持着惊人的从容和镇定，仿佛他不是在当街杀人，而是在自己的作坊里屠宰一只家禽，一头畜生，一个异类，一个骄傲自大、脑满肠肥的知识分子。

    我愿意将这里视为荷兰的“零地”（Ground Zero），一如他们形容纽约双塔的遗址。如果我只是个游客，就像案发当年我短暂初访阿姆斯特丹时一样，我不会特为此次行程预留出这最后一项。冒雨骑车，穿过整个城市，到阿姆斯特尔河的这一边来，更不会从林内乌街边平静甚至单调的生活中看出什么异样。弹孔还留在这里，不断飞驰而来的骑车人用微笑提醒我及时避让，但并不减速，车轮溅起雨水，从杀人的旧地上疾行而过。唯一有些不同的，是路边BCC电器行里一个移民面孔的售货员，他坚决向我否认了任何谋杀遗迹的存在。

    “弹孔？”他说，“没有弹孔，什么都没了。”

    在街边采访完一对当年的目击者夫妇，我发现那售货员站在店门后，冷冷地看着我。

    特奥·凡高是大画家文森特·凡高胞弟特奥的同名曾孙，1957年生于海牙。伊恩·布鲁马（Ian Buruma）是他的同乡，早年曾入读莱顿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纽约巴德学院，足智多识。通过他长期供稿的《纽约书评》，我成了他还算忠实的读者。谋杀发生后，布鲁马飞回荷兰，但只赶得及凡高玩世不恭的追悼会——依其事先公布的遗愿，现场不仅有木头棺材，还有巨型香槟、充满阳刚气息的大仙人掌、摇滚乐队和卡芭莱表演团，穿超短裙的烟草女郎们穿梭其间，“仿佛战前的老戏园子”。

    这正是特奥·凡高的典型风格。他生前一贯狂言无忌，尖锐攻击荷兰的多元化社会，以及中近东的新移民、老移民生下的第二代荷兰人、犹太人，甚至多种宗教，指责他们滥用了多元政策，却不愿放弃原有的文化，不肯融入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对荷兰国家缺乏基本的认同。如果这些只是传统知识分子式的批评，他不会为自己招惹那么多的麻烦。不幸的是，凡高采用的是一套浑不吝的、甚至亵渎式的语言。布耶里为此在光天化日之下谋杀了他。

    布鲁马用了许多经历，走访凡高的亲友，求问于作家、艺术家和社会各阶层代表。其成果收纳于2006年出版的《阿姆斯特丹的谋杀》（Murder in Amsterdam）一书，副题为“特奥·凡高之死和宽容之限”。这本书里呈现的荷兰社会——也包括知识分子和政治形势的面貌，与我此前关于低地国的阅读经验大不相同。于是上个月，我带着这本书和布鲁马给我留下的一连串问题去了荷兰，我想看看这个国家究竟怎么了。见到《阿姆斯特丹：一座城市的小传》（中文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于2007年）作者黑特·马柯（Geert Mak）时，我说我是背着他的著作来的，我喜欢这本书的许多地方：知识，趣味，以及对城市性格充满感情、有时也不乏幽默的描述，但是他好像只给读者展现了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方面。

    马先生立刻明白了我要说什么。他慈祥但语速飞快地辩解说，这本书的出版已经有些年头了，十几年来，阿姆斯特丹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个新的问题，特别是移民融合问题出现了。在成书的1990年代，本城的“另一方面”还未成为显而易见的问题。特奥·凡高？是的，从那以后，很多东西都不同以往了。

    青年马柯做记者，采访过90年前来到中国、协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Henk Sneevliet）的家属。又忆及他对杨振宁的采访，马柯说，杨先生的女朋友看上去比他小很多。我告诉他：现在是杨太太了。

    两个月后，马柯将前往中国参加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他不断问我，北京这十几年来的变化到底有多大，胡同怎么样。我负责任地向他做了汇报。我的同行、《南方周末》的刘小磊与马先生约定，今后每到岁末，两人互致一信，马先生概要报告荷兰一年来的情况，小磊则写一写中国的事情。

    我们共进晚餐的意大利饭馆位于城市中央。马先生拉我到窗前，指给我看远近景色：运河、欧罗巴旅馆、老王宫——现在的阿拉德·皮尔森博物馆。尽管我们站的地方只是二楼，却有一种登泰山览众小的感觉。在这个大全景中，除了街灯和汽车，我们置身其中的城市和一百年前，甚至两百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可敬的荷兰人，你们感到幸福还是惶惑？

    “我爱这座城市。”65岁的黑特·马柯说。

    （本文所刊图片均为读书报记者康慨拍摄。 本报记者  康慨）

    中华读书报系列报道“荷兰文学见闻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