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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治西方学问的中国学人难免在语言和资料等方面受到天然的限制，与国外同行相比，写出来的作品原创性低些，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但这种宽容并非没有底线。笔者最近读到的一篇论文（《论西方卢梭研究的历史演进》，周采，《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78至83页。以下简称“《演进》”）就显然突破了底线，甚至可以说已经掉到底部——比这更严重的抄袭真的很难找到了。
《演进》中的大多数文字抄自《卢梭问题》一书（恩斯特·卡西勒著，彼得·盖伊编，王春华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以下简称“《卢》书”），差不多可以看成《卢》书的段落集锦。这篇论文中只有三个自然段没有出现抄自《卢》书的内容，它们是：第79页“在宗教学说方面”一段和“在卢梭教育思想的评论方面”一段，第82页“英国著名哲学和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一段，有兴趣、有时间的读者不妨去看看这三段当中又有多少文字是《演进》作者自己的心得。这一点此处暂且按下不表，我们抓大放小，只看其抄自《卢》书的部分。
笔者要预先声明的是，这年头指证别人抄袭也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常常有被倒打一耙的危险，下面罗列这几个例子只是为了证明笔者所言非虚，而并不是想乘机多混点报社的稿费。
《演进》第一段还没说几句话，就亮出此文抄袭的典型手法：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书写卢梭的大潮一直势头不减。对此谁也不会感到惊讶。尽管此前研究卢梭的学者们成就斐然，做出了几为定论的解读，但此后还是有各种各样互相抵牾的解释继续留存，它们的魅力越来越大，使人无法置之不理。再加上卢梭本身也使如此多样的解释成为可能。“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有着灭绝集中营的骇人的世纪也觉得不能让卢梭闲着。强迫人自由，将无神论者处死，他这些名声不佳的想法都已有人效法，这使得过去对卢梭的攻击又卷土重来，而过去对卢梭的守护也重新开始。”【原文脚注②：[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王春华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4页。】
这段话当中，脚注②只能统摄引号之中的文字，可引号前的部分也与《卢》书118页的这几句话如出一辙，请看：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书写卢梭的大潮一直势头不减。对此谁也不会感到惊讶。此前研究卢梭的学者们——包括卡西勒——成就斐然，作出了几为定论的解读，尽管这样，此后还是有各种各样互相抵牾的解释继续留存，它们的魅力之大，使人无法置之不理。再加上卢梭本身也使如此多样的解释成为可能。
从《卢》书中大段抄袭，然后给其中部分文字加个脚注，装点门面，这就是《演进》的主要抄袭手法。谓予不信，此处再举一例。《演进》第79页第4段如下：
法国学者维克多·巴施（Victor Basch,1863-1944）认为卢梭首先是一个诗人和艺术家。“我以为，尽管卢梭确实是一名思想家，一名深刻的思想家，但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他若不是诗人和小说家，便不是思想家与哲学家。”【原文脚注③：[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第136页。】巴施认为，卢梭文学生涯是从一种人种学小说开始的，在其中他提到了原始人假说，提到了古怪的文明的野蛮人。接下来他写了爱情小说《新爱洛漪丝》，教育小说《爱弥儿》和自传小说《忏悔录》。他强调说，小说家与诗人，这才是卢梭深层的本性，在卢梭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其父就用小说加以滋养，以至于卢梭后来把自己的生活也著成了一部小说，总之卢梭把万事万物都“小说化”了。研究卢梭应以此为出发点。如果卢梭确实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艺术家，即总是不断有最为变化多段的意念、冲动和感觉在艺术家身上流淌，那么他的自相矛盾就不令人惊讶了，这只是不同的主题而已。在巴施看来，“作为卢梭天赋之源泉的，不是那道德意志、自律意志，不是康德所构想的、其本质完全异于卢梭感性与肉身之天性的形而上学的自由，而恰是与理性意志截然相反，即与知性、与理性相对立的感觉，我认为感觉才是作为思想家卢梭其人的魂魄所在。”【脚注④：[德]恩斯特·卡西勒，《卢梭问题》，第137页。】
我们再看《卢》书136至137页：
我以为，尽管卢梭确实是一名思想家，一名深刻的思想家，但他首先是一位诗人，一位小说家，他若不是诗人和小说家，便不是思想家与哲学家。
他的文学生涯是从一种人种学小说开始的，在其中他提到了原始人假说，提到了古怪的文明的野蛮人。接下来他写了爱情小说《新爱洛漪丝》，教育小说《爱弥儿》，最后是政治小说《社会契约论》和自传小说《忏悔录》。小说家与诗人，这才是卢梭深层的本性，在他还是个孩童时，他父亲就用小说来滋养他，后来卢梭把自己的生活著成了一部小说，他把万事万物，把纵横于其生命中的所有论著，以及他在现实中和脑海里所专心从事的一切活动都“小说化”了。由此我以为，正是因为这种根本上的特性，我们在讨论卢梭时，不应满足于只是在最后才好像作出某种辨白一般说：“他也是个艺术家。”相反，我们应以此为出发点。
……
如果确如以上所说，卢梭首先是个诗人，是个艺术家——总是不断有最为变化多端的意念、冲动与感觉（sentiment）在艺术家身上流淌——那么他的自相矛盾就不令人惊讶了，这只是些不同的主题而已。……，而且我以之作为中心，作为卢梭天赋之源泉的，不是那道德意志、自律意志，不是那康德所构想的、其本质完全异于卢梭感性与肉身之天性的形而上学的自由，而恰是与理性意志截然相反，即与知性、与理性相对立的感觉，我认为感觉才是作为思想家卢梭的卢梭其人的魂魄所在，……
稍加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演进》这段当中的两个脚注单薄得可笑。
近段时间来的种种事件告诉我们，被指抄袭者往往用“漏注”或“脚注不规范”之类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可惜，《演进》作者不会有机会使用这种避重就轻的策略。完全抄自《卢》书而不加任何注释的地方太多，此处仅举篇幅较短的一处为例。
《演进》第80页第3段如下：
引起误解的另一个根源是研究卢梭的传记方法，这种方法导致其解释者的想象力和批评能力走火入魔。一些著作只在卢梭与他人的纷争与不和以及卢梭自己的内在矛盾之中去描绘卢梭。因此，思想史有消失于传记中的危险。追根溯源的解释和人物传记的取径虽能使人们深入了解一个作家的动机，并有助于探寻其学说的个人或社会渊源，但是其学说的客观有效性并不受著书立说者个人历史的影响。
《卢》书第12－13页相关文字如下：
引起误解的另一个根源是卢梭的生平让其解释者的想象力和批评能力走火入魔。……这些著作只在卢梭与他人的纷争与不和，以及卢梭自己的内在矛盾之中去描绘卢梭。此处，思想史有消失于传记的危险……
诚然，追根溯源的解释、人物传记的取径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个作家的动机，并有助于探寻其学说的个人或社会渊源……但是其学说的客观有效性并不受著书立说者个人历史的影响。
《演进》共分为三个部分，如果说第一和第二部分以抄自《卢》书的文字为主，那么第三部分“卢梭研究的内在转向”则可以说是纯粹得可怕了。这一部分共有4个自然段，加起来几乎占了一页纸。恕笔者眼拙，我没有在其中发现哪怕一句不是出自《卢》书115至118及122页的文字，而《演进》作者仅为这部分提供了3个脚注就算是万事大吉了。
当然，说《演进》完全不加改动地百分百照抄也是不对的，以下例子可以为证：
《演进》第80页第4段中有这样一句话：
卢梭在《忏悔录》中曾强调，从整体来看，他的著作展现出一种一致与融贯的哲学：“《社会契约论》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有了；《爱弥尔》里的一切大胆的言论也早在《朱丽》里就有了。”【原文脚注③：[法]卢梭：《忏悔录》（第二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3页】他说，读者在其著作中发现的龃龉纯粹是表面上的。
而《卢》书第1至2页相关文字如下：
在《忏悔录》中卢梭强调，从整体来看，他的著作展现出一种一致与融贯的哲学：“《社会契约论》里的所有放胆之言此前已写在《论不平等》之中；《爱弥尔》里的所有放胆之言此前已写在《新爱洛漪丝》之中。”【原书脚注②：《忏悔录》，第九卷，《全集》（Confessions, Livre ix, OEuvres complètes, Hachette ed., [Paris, 1871－77], VII, 290－291）。也可参见《忏悔录》，第十二卷（Livre XII，Hachette ed., IX，69，70）。】他说，读者在其著作中发现的龃龉纯粹是表面上的。
很明显，这两段文字不同之处主要便在于所引《忏悔录》的版本有异。笔者不敢确定做了这样的改动之后是否还属于抄袭，此处将之从众多例证中挑出来，仅仅是因为它给我枯燥的比对工作提供了一点难得的乐趣。
附带说一下，《演进》摘要部分共7行文字，6句话，除了第二句当中有半句勉强能算作是作者自己的之外，其余5句半全是抄自《卢》书。《演进》作者也真是懒到家了。
如今学界的许多事情，不能细说。那么多灌水之作，为什么偏偏要和这篇《演进》过不去？笔者在此也不妨坦诚心迹。
一、《演进》中的抄袭实在是太过严重，生生地把学术研究变成了剪刀加浆糊的手工活计，而这剪切－粘贴过程之中的技术含量之低，已经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以笔者的经验来看，大学本科生都绝少有胆量拿这样的文字当期末作业去糊弄老师。
二、卡西勒《卢梭问题》最早以德文发表于1932年（参见《卢》书第28页“英译者说明”），英译本发表于1954年，又过了漫漫半个多世纪，这本卢梭研究中的经典著作才有了中文译本（2009年）。但仅仅两年之后，它就“演进”成如此模样，道貌岸然地出现在我国一份大学学报之上。这一长一短两个时段颇可作为未来学术史研究者的切入点。
三、从《演进》的“作者简介”部分可以看出，作者拥有“博士”、“教授”和“博导”三个头衔，上网按图索骥（http://hxlib.njnu.edu.cn/nsxr/Default.aspx?id=%27251%27），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早已是著作等身（再这么写下去，那一页网页都不足以罗列其论文和著作了）。换言之，作者早已不是学术界新来的年轻人，根本不需要靠这么一篇论文来为自己谋个安身立命之地。这也是笔者选择不宽容、不厚道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演进》“基金项目”一栏填的是“教育部社科基金”。拿了老百姓的钱，炮制出这么一篇文章，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一些。
如今众所周知的局面非一人一力一时所为，更非一人一力一时所能改变。对于像《演进》作者这样的研究者，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内心道德律”这样玄虚的东西能成为其工作时的基本守则。那么，滚滚红尘当前，果真就可以百无禁忌了么？笔者的文章固然微不足道，但它也可以算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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