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的革命摇篮

    去年盛夏，法国女出版家玛丽-彼埃尔·贝请我和妻子董纯在巴黎拉丁区一家餐馆会面，谈及韩素音曾倡议在巴黎为周恩来立像的旧事。据贝女士回忆，上世纪70年代一天清晨，她突然被一阵电话铃唤醒：韩素音约她在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旅馆见面。那座小旅馆是周恩来1922年至1924年留法期间的宿地，韩素音意欲在那里为周恩来立像，将她的计划事先告知了贝女士。嗣后，韩素音拜访了中国驻法大使馆，提出了她的倡议。中方立即出面跟巴黎市政府交涉，得到积极响应，决定委托法国罗丹派雕刻大师保尔·贝尔蒙多亲自为周恩来塑像。

    我曾于1978年11月找到过戈德弗鲁瓦旅馆，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寻访周总理故居》一文，特意向国内公示了戈德弗鲁瓦旅馆的确切地址，希冀国人前往造访。无独有偶，我那时跟雕刻家贝尔蒙多过从甚密，亲历了他为周恩来雕像的全过程，深知此像确是斯人艺术的结晶。

    “一般说来，雕人物像侧面容易成功，”贝尔蒙多起始对我说，“但中国大使馆恳切希望雕正面像，工作比较困难，时间又异常紧迫。我本月7日接到通知，得在16日挂纪念牌前完成雕塑，还得给造型铸模师留出两天，实际创作时间不到一周。我有些心焦，怕雕不成功。”当我问他在雕塑过程中竭力突出什么时，他回答：“要特别重现伊人的生命，伊人的魅力。为此，我从不同角度画了十几幅素描，反复比较选择，力求让更多的光线聚射到人物面庞上，通过明朗的形象辉映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活力、他的精神！”

    老雕刻家对这项任务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黎明即起，在工作室对面的咖啡馆早餐后就投入创作，直到天黑才回家晚餐，整日凝神构思不息。妻子玛德莱娜见他显得发呆，轻声问道：“保尔，你在冥想什么呀，这么入神？”“噢！”他若酣梦初醒，本能地回答：“我在想周恩来！”

    贝老领我观看他的画坊，里边摆放着他为周恩来雕像塑造的一个个圆形浮雕及经反复修改过后的最后定型。当我说定型的浮雕比中国大使馆提供的周恩来原照片显得更年轻，更接近周恩来在巴黎的青春面貌时，他欣慰地说：“那我太幸福了。不过，我总觉得这回时间仓促。不然，我可以雕塑一尊与周恩来等身的石像，表现他的伟大。”

    周恩来纪念像揭牌仪式是在1979年10月16日下午四时举行的。贝尔蒙多先生于清晨独自步行到戈德弗鲁瓦旅馆前审视了他作品的安置情况，没有在隆重的揭幕式现身，显示了一位艺术家谦逊的品格。作为贝氏的朋友，我赶赴会场，默立在周总理墨绿色大理石浮雕像下聆听中国总理华国锋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先后致词，分享数千群众的热情，心想周总理年轻时的豪言已在巴黎这座启蒙的“光明城”得以实现：“愿相会于中华飞腾世界时！”

    在巴黎戈德弗鲁瓦旅馆前挂出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浮雕像，终于完满了韩素音的心愿。记得，这位女作家在莱蒙湖畔的和平大酒店招待我时，曾称“周恩来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动笔为他写传。当然，这也缘于她坚称自己有一颗“中国灵魂”，而她的念想则又是通过一位法国著名艺术家的雕刀来实现的。据此，我在《人民日报》上写了记叙文《匠心雕出伟大的生命》，首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了法国现代雕刻大师保尔·贝尔蒙多。

    贝尔蒙多曾为高乃依、米舍莱、普鲁斯特、瓦多、特洛亚、戴高乐，尤其是我的挚友——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罗勃莱斯造像。他渴望欣赏中国的云岗石窟，研究姿态万千、生动表现心理活动的佛像。于是，我回国后找到当时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向贝氏发出了访华约请。不幸，他年届八旬，在最后一刻因身体不适，没能登上飞机，不久就去世了。

    保尔·贝尔蒙多的公子让-保尔·贝尔蒙多是当今法国影坛最受公众喜爱的明星。据悉，他曾两度到中国驻法大使馆索要《人民日报》所载关于他父亲的文章。1995年秋天，上海电视台到巴黎拍摄纪录片《伟大的足迹》，委托董纯邀请让-保尔·贝尔蒙多在片中回顾他父亲的“中国情结”，他高兴地接受了。拍摄那一天，这位法国头号男影星像他父亲一样谦卑，全无“影帝”架子，欣然听从中方导演的指点，认真完成自己的角色，让上海摄制组诸君觉得大名鼎鼎的“王中王”竟然是如此这般和蔼可亲，纷纷请他签名留念。《伟大的足迹》在国内播映时，中国观众怀着浓厚的兴趣听法国大明星畅谈他父亲与周恩来的异时神交：“父亲得知中国大使馆委托他雕刻周恩来头像，感到非常自豪。那几天，我们全家都像着了中国迷似的，饭桌上谈的都是中国话题。父亲对我们说：‘我有幸跟周恩来同龄。给他雕像是我对一位伟人表达崇敬的机会，也是艺术上的一次挑战，我一定要雕出他的神韵来。’后来，听说中国朋友对我父亲的作品很满意，大家都感到欣慰。”于今想来，这可真是一段中法两国交流的佳话。

    自1979年10月戈德弗鲁瓦旅馆有了周恩来浮雕像后，前来参观已故中国总理旧居的游人不断。我曾见到过周恩来当年在此旅馆前留影的一张照片。他正是在其中三层楼一间不满十平米的斗室里起居，去雷诺汽车厂做工后归来伏案写作，疾书《共产主义与中国》等论文，还频繁跟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同志会见，一同创办了理论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传播有如朝日的共产主义理想，实践他曾经赋诗表达的志向：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1922年10月到达柏林留学的朱德等人联络，吸纳他们参加当年成立的“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这个支部曾在巴黎布洛涅森林召集过一次相当规模的会议，可惜几位协助那次会务的法国友人相继过世，现今已无迹可寻了。

    要寻觅周恩来在巴黎其他街区的足迹，今人可到圣日耳曼草地的“花神咖啡馆”去一趟。这家名人汇聚的“精神殿堂”门前左侧，现时树立着巴黎市设置的盾形“文化遗迹标识”纪念牌，上面留有周恩来的姓名，店堂里则流传着中国总理跟咖啡馆侍者帕斯卡尔结下友情的轶闻。据“花神咖啡馆”大堂经理1998年2月初向作为记者前往采访的董纯介绍，上世纪初毕加索、萨特、阿波里奈尔、布雷东一帮文艺“弄潮儿”和遭苏俄追逐的托洛斯基等流亡者经常光顾这家咖啡店，其中还有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年轻中国人，总由侍者帕斯卡尔招待。法国侍者见一个东方青年离乡背井远来异邦，立志“改变世界”，对他心生好感，特别愿意跟他搭讪，攀谈起来甚为相投。他发现年轻人手头拮据，时不时接济他，热心照顾，洽如金兰。周恩来目睹帕斯卡尔性嗜抽雪茄烟，暗自牢记心中。岁月不居，新中国成立后，在帕斯卡尔退休前夕，一位中国使者专程来到“花神咖啡馆”，向法国侍者转达中国总理周恩来对他的亲切问候，并赠送他一盒雪茄烟，以表对其当年关怀的谢意。而今，帕斯卡尔已不在人世，但“周恩来的雪茄”成了一件历史趣事仍在“花神”的隔帘倩影里流传。

    现今，法国人经常提及的另一位早年在他们国家勤工俭学的中国年轻人是邓小平。今年春天，原《人道报》驻华特派记者多米尼克·巴里领女儿艾米莉约我和董纯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附近一家西班牙饭馆共进午餐。艾米莉大学毕业，刚在巴黎南端的蒙塔尔纪一所中学里任教。她是学历史的，很自然谈起上世纪20年代蒙市接受数百名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史实。艾米莉说，当地为那批中国“工人学生”立了一个“牌坊”，法文题名为“历史的一页”（Une page d’histoire），成为一处吸引游人的历史景观。

    邓小平就是这几百名中国“工人学生”群落中的一员，曾两度在夏莱特城的哈金森橡胶制品厂车间干活。他夜里跟四十来个人挤睡在一个简陋的工棚中，条件十分艰苦。德国作家乌里·弗朗兹在《邓小平传略》里评论：“如果邓小平没有作为一个外国劳工在法国经受非人的生活环境，他将不可能成其为邓小平！”

    1982年，蒙塔尔纪市长努勃拉访华。会见他时，邓小平追忆自己在哈金森橡胶制品厂做工的情景说：自己那时在蒙市有坡度的美人鱼街骑车顺势下滑，十分惬意；还有那位在厂里负责登记的露丝女士“两只眼珠颜色不同”。总之，一切似乎还都历历在目。

    “蒙塔尔纪是接受早期中国‘工人学生’最多、最集中的城市，”艾米莉告诉我们，“蒙市人都知道，当时在那里的一些勤工俭学生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东方缔造了一个新中国。许多蒙塔尔纪人以此为荣显，市内还举办过‘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展览’。现在，到蒙市的中国旅游者甚众，形成了中法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热点。”

    我见过艾米莉小姐后，又于今年3月从法国友人温明顿处了解到邓小平离开蒙塔尔纪市到里昂的旧事。温明顿先生是法中协会主席，那次他刚从北京回到巴黎。他获悉我曾写文章报导过保尔·贝尔蒙多为周恩来雕像一事，特意趁我在《欧洲时报》文化中心作学术报告时赶来会场，对我说：“我找到了邓小平当年在里昂住过的地方，提议在他的里昂故居挂一个纪念牌，已经得到了多方面响应。”他向我详谈了自己为此项计划已经奔走数年的经过，让我感到确实有望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大都会重现邓小平的足迹，供后人凭吊。

    值此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之际，我回想往事，益发钦佩保尔·贝尔蒙多大师和温明顿先生这些有心人对新中国缔造者们早期在异域活动的关注。他们的努力旨在尽到“回忆的责任”，让今人不忘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主要领导者们曾在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国度里汲取和滋养了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伟大理想。对此，早在1965年8月，在跟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一起总结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当年的蒙塔尔纪市长勒内·杜蒙就曾十分精辟地引用过一句中国哲理名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