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春黄侃故居考察记

    作为一位现代国学大师，黄侃的大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他不仅在经学与小学方面的造诣极深，而且在教育传承方面桃李满天下，海峡两岸的小学学派多出自黄侃门下。这些年随着国学的复兴，黄侃作为著名国学大师，也渐渐为世人所熟知，不仅在大学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经学史课堂上经常被人提起，而且其“五十岁前不著书”的名言，也为世人所称道。 

    黄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其父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长期在四川为官，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代二品大员，为官清正廉明，有“黄青天”之誉，备受皇帝恩宠。黄侃自幼被其父送到蕲春附近的私塾读书。黄冈地区的私塾大约分为三类：官办私塾、民办私塾和家族私塾。黄冈的私塾多采用“注入式”教育，以教学生读书识字为基础，进而讲授《十三经》等儒家基础教材。正是因为如此，黄侃在童年时期就开始反复阅读十三经，这对他后来进行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3岁时，其父黄云鹄因患疟疾病逝于家。由于黄侃的生母是黄云鹄的侧室，而蕲春旧习则歧视庶出子女。后来在章太炎为他题写的《黄季刚墓志铭》中提到：“季刚生十三岁而孤，蕲春俗轻庶孽，几不逮学，故少时读书艰苦，其锐敏勤学亦绝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世俗的陋习促成了黄侃怪异的性格特征，后来黄侃的徒孙、陆宗达的学生俞敏，在与陆宗达之孙陆昕闲谈时曾论道：“像黄季刚这种庶出的子女，在旧家庭里一般是很受压迫的。所以庶出子女在那种压力下，常常会变作两种性格。一种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甘受压迫求一个温饱。另一种便是拼命反抗，桀骜不驯，使性任气处处叛逆。我觉得黄季刚反封建反得走火入魔了，所以有了那么多常人所不理解的行为脾气。”

    1903年,黄侃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 在校即与同乡田桐、董必武及宋教仁等同学宣扬革命先进思想，因而被开除学籍。1905年前后, 他曾先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等文章，针砭时弊，宣扬革命思潮，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1905年，在父亲老友张之洞的资助下，黄侃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后来成为了一名革命党人，积极参加反清运动。回国之后在北京大学期间，拜刘师培为师，研究经学。1908年重新回到了蕲春县的故居定居，开始了他早期的学术活动与革命活动。鉴于湖南运动的失败，他开始深入鄂皖边孝义会中发动群众，并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到农民群众中组织演讲宣传民族大义和国难危机，号召人民革命，成为当地著名的群众领袖。他的足迹遍及鄂东皖西大别山区的六个郊县。

    辛亥革命后，由于对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不满，黄侃放弃从政，隐居山林，开始深研学术。在学术造诣上，起初由于对江充的崇拜，提出了50岁之前不著书的豪言。可惜50岁却去世。后来在他的堂侄兼弟子黄焯的整理下，他的著作逐次出版。其中《黄侃手批十三经》和《文心雕龙札记》，至今仍被奉为研究典范。

    不仅海峡两岸的小学领域各派系均奉黄侃为祖师，而且在史学领域黄侃的弟子也不乏大家。从1914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培养了杨伯峻、郑石君、刘太希、汪绍楹，范文澜、金毓黻；在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培养了刘赜、龙榆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培养了文字学大师陆宗达；在金陵大学培养了吴白匋；在中央大学培养了黄焯、殷孟伦、程千帆、徐复、钱玄、陆恩涌、陈祖深、孙望、张汝州、潘重规、常任侠、严迪昌等一干学子，另外还在山西大学、东北大学等学校任教。黄侃的学生影响了后来的海内外的小学学科基础建设，甚至影响到史学界。

    从黄侃的生平中我们不难发现，黄侃早年在蕲春的经历对他后来的性格塑成、学术走向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当年黄侃桃李满天下，还是今天的“国学热”，虽然使黄侃的名声远扬，但长期以来对黄侃故乡的文化研究却几乎无人问津。今人在黄侃逝世八十周年后曾经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过《量守庐学记》和《量守庐学记续编》，均为缅怀黄侃的各种的师友杂忆，但均未涉及黄侃的故居以及黄侃家乡的考察研究。

    由于国家教育部大学生创新计划的项目支持，以及蕲春县文化局对我们项目的支持，我们黄冈名人资源项目组得幸在县文化馆王馆长的带领下造访黄侃故居，其凄凉的状况令人唏嘘不已。

    今日的蕲春，黄侃几乎早已淡出普通人的视野。其一是因为蕲春作为中国古代药学家、《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故乡，全县的宣传力量主要集中在“李时珍”品牌。其二是当地百姓对黄家心怀顾忌，总觉得黄家占尽了村里的风水，对黄家的老宅不愿保护，甚至蓄意破坏。加之，黄家至今已经在故乡没有后人，所以对黄侃故居便疏于保护。

    在王馆长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隐蔽于深山茂林中的黄侃墓和黄侃故居。黄侃故居坐落在湖北省蕲春县青石镇大樟树村仰山堂湾西南的笔架山前台。大樟树村坐落在蕲水岸边，因为一棵百年大樟树而得名。沿着乡间的小路走了不久，在一处平淡无奇的民房边，王馆长示意我们停下，然后他带着我们翻上了屋后一处毫无特点的小山坡，山上都是茅草树木，路途崎岖。我们从一个小土坡，翻上另一个小土坡，在一个小山崖的地方，王馆长给我们指了指，前方正是黄侃夫妇合葬墓——黄君墓。墓前只有一平米见方的地方有人修葺的石砖，只能供一人来往凭吊，再往后四周三个方向都是断崖，连拍摄全景照片的位置都腾不出来。

    黄君墓正面由石砖砌成了四层砖体的围墙，该墓坐东北朝西南，鼻型封土，墓冢上杂草茂盛，墓碑中间有高1.5米白麻石墓碑，呈长方形，通高1.4米，宽0.5米，厚0.35米，碑文为小篆阴刻的“蕲春黄君墓”五个大字，右有楷书的字体竖书：“辛亥革命先驱黄侃先生生于一八八六年（复历）二月廿九，                          殁于一九三五年（复历）九月十一。黄若英夫人生于一九零三年（复历）九月初二，殁于一九八二年双月初五。”左下方有楷书记：蕲春县政府，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立。

    黄君墓的墓址虽然在1992年12月被省政府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据我们后来与黄冈市文化局的有关人员了解，即使是省级文物，每一年能得到的保护费也就仅有1000块钱，对于文物的保护来说杯水车薪。墓碑的整块碑石并没有经过抛光，是一块质量很糙的石板。通过碑文发现这块碑是黄夫人去世后政府所立的纪念碑，而在墓碑所立之时，政府只是肯定了黄侃的革命贡献，并未对他的学术造诣有过评价。

    如此破败不堪的黄君墓并不是此行让我们最为怜惜的。县文化局的王馆长一路上都跟我们讲，由于黄侃的父亲在光绪年间是镇守边疆的大官，所以家里的房子风水也很好，背靠着笔架山，房前还有一湖水，坐山向水是为大吉。如今黄家的族人全都迁出去住了，没有人还留在大樟树老家，黄家的旧宅就被当地各家所占据，长期以来村里面别的人家都觉得黄家把风水都占尽了，暗中嫉妒黄家。如今见黄家后继无人，便开始对黄家的老宅有意破坏。

    果不其然，当我们绕过黄君墓的山头看到这块“风水宝地”时，早已是沧海桑田，湖水已经变成了池塘，山上山下的老宅周围已经密密麻麻地盖满了房子，黄家的大屋非常有气势，上下两层与众不同，特别的高大，有一般农村民居的四层那么高，土木结构。但是由于常年疏于维护、风雨侵蚀，如今黄家的旧宅前墙已经消失，只剩下后半部分还残破地伫立在那里，破败的像个牌坊。黄家破屋旁有几个新砌的猪圈，据说就是拿黄家老宅上的砖砌成。在我们环绕黄侃故居考察时，甚至发现黄家老宅本身便被村民用来养猪，各种家畜家禽在黄侃故居的土地上穿梭吃食，此情此景让人唏嘘不已。

    黄侃故居的破败已经让我们有些瞠目结舌。但是经县文化馆王馆长介绍，当时同治皇帝曾经在黄父告老还乡时，特别御赐两块圣旨碑给黄家，作为对黄云鹄多年为官的奖赏。于是，王馆长领我们从残垣断壁的故居穿过，绕过两段平淡无奇的田埂，走到一片相对开阔的打谷场。在打谷场的正中央有一个稻草堆，旁边矗立着被风雨侵蚀已久的一对圣旨碑。这是当年云鹄在外做官时，皇帝为了奖励黄家亲自书写的。如今，这两块御碑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任其风蚀，碑文早已辨识不清，甚至有所脱落，虽然一直有传说这碑匾是文武百官下马磕头碑，故而当地的村民对其颇有敬畏之心，就像供奉土地爷一样把他们一直放在田边，多年未曾侵扰它们，但是双碑已经没入杂草之中，碑体相对来说较为完整，其命运相对于黄家老宅来说要好得多。

    以上就是我们一行对黄侃故居及其墓地各类建筑的实地探访状况。无论是黄侃故居，还是圣旨碑，仅仅论其价值都已是100多年的历史文物，就应该受到保护，更何况黄侃作为一个国学大师，一个早期革命家，一个教育家来说，如此卓越的传奇人物，此地应当作为当地爱国主义文化发展的核心，黄侃故居及其建筑就应当作为当地文物保护的重中之重。

    但是如今当地的文物遗迹的保存与其重要的文化地位很不相称。一方面，是由于当地民众缺乏保护文物的意识观念，导致对古物不必要的人为破坏，一方面由于政府对文物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提供的保护资金远远低于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黄侃虽然成就卓越，但是他的研究领域艰涩深奥，难以为非专业研究人员所认知。不过作为热爱国学的当代学子，我们诚恳地希望，通过我们的绵薄之力，能够唤起世人对国学大师的关注，对文化古迹的保护，能够让中华文化薪尽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