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安文墨

    北京香山脚下，有一处万安公墓，故去的文化人，“扎堆”在这里。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朱自清、曹禺、叶圣陶、戴望舒、穆旦、李广田、冯友兰、王力、张岱年、朱德熙、夏鼐、朱家溍、郭超人、江泽涵、叶笃庄、刘喜奎、刘继卣、启功，镌刻在那儿的墓碑上，新近又有两位：季羡林和任继愈，翛然而来，白云苍松之间，一座文化重镇，逝去并岿立着。

    世人都知道莫斯科新处女公墓，那里埋葬数以万计的政经科技文艺名流，属俄罗斯一方宝地，两国国情文化各异，不好相比，俄国政府有令，非于国于民有重大贡献者不得入葬其内，而万安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创之初，便是兼容并包，有“葬”无类，文化人相率入内，盖亦冥冥之中，气味相投且相招也。

    中国的传统讲薄葬，当然，厚葬者亦多有，不然也不会养肥无数盗墓人，而现今文化人，大抵清真自守，又奉新知，每嘱丧葬从简，至有嘱告骨灰勿留者，而生者或难抑缅怀之思，遂营墓茔，立碑石，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化人在此，即使没有诗酒风流，又岂可无一些文墨余韵？晚清耆宿，民国名流，他们的墓茔传承古制，碑记文字简雅，书法高卓，雕工精湛，自不必说了，而人们熟知的这些现代文化人，于不经意之间，也有不少吉光片羽式的遗存，令瞻仰者流连。

    我是好不容易方才在长廊边找到韦素园墓的，这位英年早夭的未名社成员并无大名，问过许多人都不知道，然而，他的墓志却是鲁迅亲自写的，辞曰：“韦君素园之墓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丛芜，友静农，霁野立表；鲁迅书。”

    我们在多处见过先生的墨迹，对他融冶篆隶的书法颇为熟悉，尽管岁月洗磨，有的字已近模糊，却仍然可以认出。遥想当年，以一长者身份为这位年轻朋友撰写碑文，先生心情该是何等沉郁，那朴厚而合于法度的字体，为这清幽的墓园更增添了浑穆的气息。

    在这里，朱自清先生的名气就大得多，其墓可谓真是“杂乎芒芴之间”，墓盖上刻写：“故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碑石上则为朱自清先生和夫人陈竹隐合墓字样，以黑漆涂描，显然是时人所为，颇显荒率，其实，这位学者在此的“背影”，还应该让人们看到更多的东西的。 

    以一首《雨巷》脍炙人口的诗人戴望舒的墓，位于李大钊陵园一侧，墓碑上书：“诗人戴望舒之墓 一九○五——一九五○）”，为茅盾所题。茅公的字体清隽秀挺，迥然脱俗，似乎透示这里的诗魂呼之欲出。

    十分别致和抢眼的是剧作家曹禺的墓碑，巴金题，“曹禺”二字，纯手写体，自然，亲切，诚挚，让人想到这一对文坛挚友的深情，是不可能被生死隔断的，“曹禺”与“巴金”大名之前，也不加任何缀词，天地之间，有他们作品在，就会有人知道它们的出处，而这里，就像高山流水，人们但知有一段伯牙和子期的佳话就可以了。

    与曹禺墓一路之隔，有书法大师启功墓，其碑正面是大师自署的“启功”二字，当然是最经典的“启体”，又镌其手书“自撰墓志铭”于碑座之上，启功为人谦抑而喜自嘲，作于“文革”后期和人到中年的这篇“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云云，便有“戏作”特色，倒是碑后录一代宗师陈垣（援庵）给启功的赠言：“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既是恩师对其期望，亦是启功人格精神形成的象征，令人景仰。

    王力先生的墓上虽也有他的手迹镌刻，却是一首情笃意厚的“情诗”，道是：“甜甜苦苦两人尝，四十五年情意长。七省奔波逃俨狁，一灯如豆伴凄凉；红羊溅汝鲛绡泪，白药医吾铁杖伤；今日桑榆晚景好，共祈百岁老鸳鸯。庚申初春书此蔚霞贤妻存念”，墓是他和夫人夏蔚霞女士的合墓，这首诗是这对百年好合的“老鸳鸯”生死以之的爱情见证。王先生虽不以书法名世，而他的字流美秀逸，实堪玩赏，若是知道他不仅是语言学家，还是一位文心如绮的诗人和散文家，我们会觉得这一设计还是“深得其心”的——即使是墓茔，也给世上留一篇佳构。

    冯友兰先生的墓选用了一块山石，峻拔坚挺，极具分量感，上以繁体行楷书写大字：“冯友兰先生 夫人之墓”，字体雄健遒劲，不知为何人所书，碑文亦极简洁，不假任何饰词，先生学问文章，昭昭日月，实共鉴之。子女中已有二人（锺琏、锺越）先逝，名字上打了黑框，一部不幸的家庭史，令人哀伤。惟碑背“大有文章”——一副冯先生自撰的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甲骨文书写，旁有冯先生之女宗璞女士一篇小记，语云：“营窅冥之居愚事也亦雅事也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先严自撰高尔泰君书丹 宗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本身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手书，位于下方，布局精妙，高尔泰君者，资深美学家也，有此君笔墨意兴与之，此墓也更具审美品位矣。

    徜徉于此，时有发现，如见到曾登上珠峰的前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夫妇的墓，便是“偶然得之”，郭君夫妇头像雕刻于墓石之上，神情如生，又有一双紧握之手，寓含二人携手共度安危之意，是一位雕塑家作品，则其墓葬已颇带“新处女”之风矣。而在看过李大钊先生夫妇原墓地之后，蓦回首却见到高岗的墓，也是只有姓名与生卒年月，而无其他文字，大江大河的历史故事，断非数言可以道尽；再如有的介绍称，周恩来在此留下的墓碑题字有一个，即孙维世的母亲任锐之墓，我就见到还有另一个，是“郭春涛先生之墓”，这位人民好总理生前为人树碑题字，而自己身后却无片石遗存，岂不令人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