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贝格曼

    日前收到德国老友台奥多·贝格曼（Theodor Bergmann）教授的信，言及五月下旬他将组团来华参观，想跟我定个日子见面，并要我妹妹在西安给他的团预定旅馆。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他拜访原中央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同志时做翻译，知道杜老大约比他年长两三岁。如今，98岁高龄的杜老已经极少外出，他却一如既往作跨国游，着实让我感叹不已，忍不住就想写几句。为此，先查看了一下互联网，竟然找到不少有关贝格曼及其亲属的信息。此外，我又翻了翻上世纪80年代留学德国时的通讯录，自然勾起了种种有趣的回忆。

    记得是在1985年3月，我与霍恩海姆（Hohenheim）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的夫人同行，经曼谷到北京。在京期间，曾借了辆自行车陪她逛街。回斯图加特后，阿尔布莱希特夫妇在家请客并介绍访华见闻，我也受邀前往。在这次聚会上，我结识了已经退休的贝格曼夫妇。一见面，他就自称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共产主义者（德语：Kritischer Kommunist）。我好奇地问他这个称谓是什么意思，贝格曼语速飞快地扼要作答。简单地说，他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他认为，苏联和尚未改革的东欧国家都没有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原则，倒是中国的改革富有活力和希望。谈话间，贝格曼看到本人亦熟读马列经典且来自中国，就把我视为同一战壕的战友，热情地邀我下个周末去他家聊天。

    贝格曼的住处距离霍恩海姆大学只有两站地，一片林地中耸立着三座高楼，在旷野中十分显眼。贝格曼夫妇住在其中的一个三居室套房，宽敞舒适，功能齐全。头一次去他家，贝格曼就在展示房间的过程中告诉我，他们没有孩子。这是因为，战争期间对未来不报希望；战后，夫人为了资助他完成学业而忙于工作，错过了最佳生育期。不过，他们夫妇俩都来自多子女家庭。贝格曼1916年生于柏林，在家里的男孩中排行第七，底下还有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是位拉比（“Rabbiner”，犹太人当中的宗教知识分子），十分重视教育。这一态度对子女影响深远，他们兄妹几个在艰难困苦中都完成了大学学业。1927年，他跟着哥哥们加入了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反对派（简称KP-O，即Kommunistische Partei-Opposition）。1933年，希特勒当政，他们全家不得不四散逃亡。当医生的哥哥阿尔弗雷德（Alfred Bergmann，生于1910年10月）在瑞典边境一带被出卖，引渡回国后于1940年被盖世太保杀害。贝格曼先逃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在一个基布兹劳动。1935 年，他重返欧洲，去捷克斯洛伐克学农学。三年后，他转到瑞典一个农场做农工。与此同时，还跟另一位同在瑞典的哥哥约瑟夫（Josef Bergmann，1913-2005）一起，重组共产党反对派，并且领导了德国工人联合会瑞典小组的活动。

    1946年，贝格曼回到德国。先后在波恩和柏林重拾农学专业，并于1955年在斯图加特霍恩海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到汉诺威做过成人教育工作，又到澳大利亚教过书。1973年，他获得了霍恩海姆大学国际农业政策比较专业的教席，正式成为大学教授。1981 年，贝格曼退休，可是没有停止过工作：既未中断对共产党反对派的历史和工运史的研究，又未放弃对不同国家农业政策的关注，而且还积极参加劳工政策小组（Gruppe Arbeiterpolitik）的活动，并担任该组织的杂志编辑。贝格曼说，一个德国教授的收入是丰厚的，他除了购置包括书籍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和花钱旅行以外，余下的钱都用在政治活动上去了。

    据我后来的观察，贝格曼夫妇生活简单而又规律，除了分期付款的房钱和旅行费用，日常生活花销不多。贝格曼每天早晨乘两站公交车去一个小镇买面包和报纸，老两口中午吃点儿热餐（土豆或土豆泥加一菜一汤和水果），晚餐只是面包、奶酪、香肠、未加烹饪的蔬菜、水果和茶水。更奇妙的是，他饭量不大，身材干瘦，却精力充沛，可以说是能源转换效率极高的人。我和他的落差并不只在年龄、阅历和生活习惯，兴趣和爱好也明显不同。我一门心思要早点儿完成学业，对德国及其它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只是好奇而已。贝格曼常说，他的爱好就是政治。每次请我吃饭都要讨论政治问题，而且只用自己的逻辑解释。即使是与其判断相反的事实，他也能想方设法，把事实装进自己的逻辑体系来辩解。对此，我不得不集中精力应对，以至于胃口全然关闭，每次“吃请”过后还得跑回宿舍吃泡面。

    我那时的业余爱好之一却是看电视，特别是看驻德美军转播的电视节目。留学期间，看了数百部好莱坞的原版电影以及德国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贝格曼则不然，客厅里摆了台大彩电，每日只用来看一次新闻。有一次，我和女友比阿特蕾丝·柯奈尔（Beatrice Knerr）博士一起，应邀去他家共进晚餐。餐后他正在热烈地评论时局，我却提出告辞。当贝格曼和比阿特蕾丝得知，本人只是想赶回去看美国电视连续剧，脸上都浮现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就干脆坦率地说，早就知道德国知识层瞧不起电视迷，可本人是乡巴佬，实在喜欢看彩电，顺便还把德语英语都练了。他俩一听就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理解！理解！” 

    其实，贝格曼并非除了政治就不关心其它。他正直友善，乐于助人。我用德语写的作业，他曾给批改；我的学位论文构思，他也曾给予评论和鼓励。那时候，每当我通过导师的阶段性评估，都要用旅游自我奖励一番。只要想去的地方有贝格曼的亲友，他都要为我打电话联络一番。这些亲友先后给了我温馨的接待，并拓展了我的视野。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比电视剧还丰富多彩，仅仅是与之聊天，就令人受益匪浅。例如，家住伦敦的沃尔夫·内尔基（Wolf Nelki）先生，曾和台奥多·贝格曼在同一所小学和中学读书。他告诉我，学校里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个贝格曼（兄弟），而且还个个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希特勒上台后，内尔基先生流亡英国，二战期间参加了英军。在解放德国的一个集中营时，他冲进去就遇到了台奥多·贝格曼的一个哥哥！内尔基夫人名叫爱尔娜（Erna），美丽非凡，厨艺精湛，真可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做的樱桃蛋糕，至今让我想起来还觉得齿颊留香。爱尔娜退休前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还把自传送了我一本。

    1987年2月，我从农村社会学教科书上，看到有关以色列的共产主义公社基布兹（Kibbutz）的论述，很想知道那跟中国的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时候，中国和以色列还没有建交。贝格曼给以色列的亲友和以色列驻德大使馆多次打电话，帮我获得了特别签证。记得落地特拉维夫（Tel’aviv ） 机场已是深夜，走出边防大门，就有一对老人招呼我。他们是沙洛姆·乌尔曼先生（Sharom Ullmann）和夫人汉娜（Hanna）。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这架飞机的乘客只有一个亚洲面孔，他们不用猜就知道客人是谁。乌尔曼先生与贝格曼同期逃亡到巴勒斯坦地区，也在基布兹生活过，后来当了公交车司机。汉娜原先也是德国人，共同的命运把她和乌尔曼连接在一起。她很喜欢跟我聊天，说起贝格曼就要发笑：“他成天提个大皮包，里面不过只有一张报纸！”乌尔曼先生的爱好很独特，那就是近乎痴迷地收听广播新闻。即使在汽车上，他也不断地听收音机，原因是担心战争随时可能会爆发。两位老人陪我参观了犹太人流亡展览馆和特拉维夫大学经济系，还走访了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这个基布兹里有他们的亲戚，两位老人把我带去找亲友访谈，还在食堂吃了一顿免费午餐。一周后，他俩又轮流开车把我送到了耶路撒冷，介绍我跟他们的女儿一家相识。一路上，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故事。例如，贝格曼还有位兄长是位著名的化学家，名叫昂斯特·戴维（Ernst David Bergmann，1903-1975），曾为以色列首任能源委员会主席，被称为以色列原子弹计划之父。

    在耶路撒冷，我住在贝格曼的外甥女拉赫尔·维尔堪茨基（Rachel Wilkansky）家。她是位城市规划专家，丈夫名叫谢克（Shaik Wilkansky）来自一个波兰流亡家庭，曾经在基布兹生活。谢克陪我走遍了耶路撒冷老城，还访问了死海边上的基布兹。拉赫尔则带我拜访了农业管理和科教机构，以及私人农场和以村为单位的合作组织。1988年，我曾将半个来月的以色列见闻写成出访报告，在《经济学动态》上连载了两期，这自是后话。维尔堪茨基夫妇情趣高雅，连同两个儿子都有集邮和摄影爱好。我用来装文件的几个信封上都贴着盖过邮戳的普通长城邮票，全被他们用以色列信封给换了去。拉赫尔为我的到访还举办了家庭聚会，她的母亲也应邀而来。老太太正是贝格曼那个唯一的妹妹。她双眸蔚蓝，清爽利落，独自住在养老院。拉赫尔事先提醒我，别在她母亲跟前提说贝格曼教授，因为不知何故，母亲已经多年不理睬他。我返回斯图加特后，就到贝格曼那里去致谢，顺便询问妹妹为何不跟他说话。贝格曼一听就捂着脸笑得浑身颤抖，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说：纳粹追捕犹太人的时候，妹妹曾带着女儿拉赫尔逃亡法国，在一户人家的卫生间躲藏多日，后来辗转流亡到巴勒斯坦。为此她一直愤恨德国，从未返回家乡。而贝格曼竟然在逃离之后又回去做德国人，这就使她气恼不已，竟至断交。我禁不住追问贝格曼，决定重返德国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回答道，想要改造德国，继续从事共产主义运动。

    看来，贝格曼兄妹处事都够激进的。他的工会老友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的夫人也这么认为。她名叫卡琳（Karin），提起贝格曼，就说他是个激进的人，跟他聊天一点儿也不轻松。里希特夫妇住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1988年7月，我周游北欧时曾在哥本哈根逗留两天，经贝格曼介绍客居他们家。这对老人年轻时从德国北部逃亡至此，定居后偏爱登山。每次登山归来，都把照片和食宿购物发票整理出来，按照时间顺序逐一粘贴在影集上，并加上几句说明。翻看他们的影集，如同回顾历史的画卷。有天晚上我们聊得高兴，汉斯拨动琴弦，卡琳歌喉婉转，两人一同唱起年轻时的歌曲，真真羡煞人！

    从哥本哈根乘火车到瑞典的林雪平市（Linkoeping），我又结识了艾尔文·格拉夫（Erwin Graeff）先生和他的夫人格雷塔（Greta）。二战期间，格拉夫先生和贝格曼是同一个工会小组的工友。我认识格拉夫夫妇时，他们已年近80。老两口拥有一栋童话般的木头房子，安安静静地居家养老。每天上午他们都要去老年中心活动，中心还为周围的老人提供免费午餐。格拉夫夫妇除了陪我看风景，还在午餐时间带我去老年中心参观了一次。糟糕的是，管理人员不收我的饭钱，说是无处下账。起初，餐桌旁的老人们诧异地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待听说本人来自中国，便热情地打招呼，邀我一同进餐。旅行结束后，我跟贝格曼讲了这番经历。他听得高兴，对瑞典的福利制度大加称赞，顺便又把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福利改革抨击了一通。

    不过，贝格曼并非仅仅坐而论道，而是按照自己的信仰不断采取行动。那时候，他与布哈林夫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给布哈拉伸冤而奔走联络、写作演说，一直奋斗到苏共中央为布哈林平反为止。中国“文革”期间，他还关注过刘少奇冤案，细心地收集了多种文字的“文革”图片和文献。“文革”结束后，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刘少奇的专著，来华访问时送给了王光美同志。对于战争期间援助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德国人和犹太人，贝格曼都引以为豪。有一次，我和两个朋友陪他在延庆走访农户，回京时天色已晚，可他还要坚持去友谊宾馆，拜访住在那里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到了那里我们才发现，他俩先前并不认识。爱泼斯坦略显迟疑，贝格曼则神态自若，一落座就连珠炮般地发问，顺利地避免了冷场。这个情景也让我弄明白了，正是这样的主动性，才使他在退休多年后仍能深入参加社会活动；正是对理想的坚守，才使他在夫人和同时代的老朋友谢世之后，仍能开朗地结交年轻的新朋友。那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词，用在他身上刚合适。

    柏林墙倒塌后，贝格曼参与组建了一个名叫“左翼”（Die Linke）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事实上，在进入联邦德国议会的5个政党中，其政治立场处在最左翼。从那时起，贝格曼的声音可以通过左翼党的议席，更加迅捷地传送到联邦决策层。2011年3月7日，是他的95岁生日。德国的《青年世界网》上传了贝格曼的简历（www.jungewelt.de/2011/03-07/006.php），还介绍了他此前出版的自传。 《斯图加特新闻》电子版报导了他即将前往柏林，到“克拉拉·蔡特金之家”（Clara-Zetkin-Haus）参加其传记性纪录片首映礼并做专题讲座的消息（http://content.stuttgarter-nachrichten.de/stn/page/2866496_0_2453_-film-ueber-theodor-bergmann-aus-dem-leben-eines-kommunisten.html）。

    迄今，贝格曼已经出版了50多本书。回想20多年前，德国正在推广个人电脑，贝格曼却不学。我曾问他为什么，并多次劝他用计算机替换打字机（他只用左右两根食指敏捷地敲打键盘）。他总说太老了，耗费那么多时间学习新技术划不来。到现在，他写信还是自己打字，由年轻朋友扫描后发电子邮件给我；写文章，则动手起草，雇人打字或录入计算机。两年前贝格曼来京时，我重提此事，他也忍不住笑了，说没想到能活这么长久。虽然他根本不信上帝，我还是借宋美龄的话来说，上帝把他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