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四位老人（上）

    上世纪90年代末，工作关系，或采访、或拜访了几位老人，季羡林、王元化、谢希德、黄裳。如今三位已过逝，一位已九十多岁。此番上海出版集团要编本集子谈谈出版，便想起这四位老人来。他们在中国当代的文化、思想、教育、文学领域，都是赫赫有名。回想与他们的短暂接触，无论后人对他们评价如何，我记住的，都是些微小细节，以及在这些微小细节里，闪现着的感性而恒永、智慧而温暖的气息。当我写下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短暂时光，连同他们的语调、声息、眼神，就重新返回、流动而复活了。我似乎昨天才和他们说过话。

    ·季羡林· 

    90年代末，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办一本杂志，《辞海新知》。《辞海》中收入的词条，具有稳定性、权威性、严肃性、工具性等特征。而这本杂志，是以另一种形式，丰富词汇，主张以文章方式、生动活泼地对一些“关键词”进行思想性、时代性的解读，或阐发文化思想历史文学等领域一些主题词在中国当下的意义。我就是为了这本杂志的创刊号，去拜访季羡林先生，请他为杂志题个“寄语”。

    拜访季羡林先生那天是，1998年11月5日。北京已是初冬，风卷黄叶，有人甚至穿了军大衣。我住在北京大学芍园。先一天与负责季先生日常事务的一位女士约时间，约定早上10点到季先生在北大的家里见。我和先生一起，不敢迟到，9点左右就到达季先生住的小楼附近，当然不敢提前打扰，楼前有一排树木，有长凳，我们就坐着等时间到。落叶纷坠，阳光透过枝叶，光斑摇动，很是阴翳。准时10点去敲门。那女士含笑得体地开门，说季先生已在会客室等候多时了，我们就后悔，蛮好提前一点来，不叫老人等。那女士又轻声吩咐，为老人身体考虑，不要拍照，不要谈话过长时间。

    那是个小型会客室，光线充足，并无多少陈设，墙上挂着季先生一张放大照片，一张三人沙发，两张单人沙发，花布艺，蒙着白纱。季先生坐在一只单人沙发，含笑看我们进来。他穿一身中山装，整整齐齐扣到脖颈，白发剃得很短，双腿自然微张，双手交握。他一定原本就不是一个善谈的人，是个内向、专注的学者，看上去谦和、整洁、一丝不苟，安静姿态，如同一片叶子。话不多，但对我的提问，他总认真思索一下，以平实的声调、简约的语言回答，声音低而清楚，思路相当清晰。因为第一期做的专题是“五四八十周年”，关于五四运动，谈了不少话。显然五四运动对他们那一代人影响很大，让他很有触动。但这些严肃话题，老人似乎并不很感兴趣。当我们提出拍照，老人倒高兴地咧嘴笑起来，很乐意对着相机、调整着姿势，我们就瞒着那个女士（谈话时她退到别的房间），偷偷给老先生拍了几张照，又和他合影了几张。拍摄结束，我一屁股坐在沙发，坐在一堆软软的东西上，只听“喵”一声尖叫，一只白猫从沙发上跳起来，蹿到地上。季先生略略俯身，伸出双手，向猫咪咪叫，那猫很自然就跳到老人怀里。季先生抱着它，抚摩着看它，如同看孩子，而他自己，也如孩子一般，皱着核桃脸，仰面向我们笑起来。后来我们就谈了许多关于猫的事情，老人家谈着猫，兴致很浓，津津有味。

    他为杂志题的寄语，是录音整理的他的话：

    “本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30年代我读大学时，全国刊物最多的是上海，北京居第二，其中，《东方杂志》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现在，上海应该有一份内容充实、有影响力的刊物，我祝愿《辞海新知》成为这样一份刊物。当年，蔡元培主张学术观点要兼容并包，也主张学科之间要相互交融。学问的道路是越走越宽的，而不是越走越窄。我希望你们持守这样的信念。”

    ·王元化·

    和王元化先生的接触多一些。一来他是《辞海》分科主编，当时正进行99版《辞海》修订工作，为稿件事来来往往；二来为《辞海新知》“五四八十周年”专题约他做个专访，后来我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成《思考“五四”》一文，又送给他去审定、校改。

    第一次是李伟国社长带我去拜见他。他在衡山宾馆住着，思考问题，写作。我们去时，他还很懵懂，思路不知陷落在哪个地方，与我们说话，就有点心不在焉。渐渐谈到五四，关于启蒙运动，以及他自己九十年代以来学术思想的反思，就激动起来，声音越来越高扬，思路运转迅速如同年轻人，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自1996年以来，他在几所著名大学演讲，每次都近三个小时，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估价》。那次访问，谈的几乎是那些演讲的精缩版，王元化先生的观点要旨如下：

    一是，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是，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德赛二先生）还值得探讨，关于民主学说的源流，在西方的不同流派，以及我们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和存在的问题，都缺乏切实的研究。三是，“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四是，要注意“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庸俗进化论（如严复《天演论》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即在认识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放在首位）。五是，“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在国学研究方面的两门显学值得重视，那就是清代毕沅重新整理的《墨辩》，还有是佛学唯识论和《因明入正理论疏》。

    后来去给王元化先生送录音整理稿。他接了稿子，走到靠窗位置，就着光，摘了眼镜，凑近纸面看，叹口气，说眼睛越来越不行，看字小的就很吃力，我就后悔应该将字号放得再大一点。他赤着脚走来走去，虽说衡山宾馆有地毯有空调，究竟是近八十岁的老人，我就叫起来，“怎么不穿袜子，会着凉的”，他说习惯了，没关系。他那时候的神情像爷爷，慈祥、安宁地看着二十多岁的我，如同看自己孙女，问我学的专业，喜欢不喜欢编辑工作，习惯不习惯上海生活，又和我说起文革中经历的一些事情，诸如此类闲话着。

    最后一次见王先生，是送稿子到他家里。他坐在客厅，神情依旧是既学者气，又有点官气、霸气的。那一次，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端坐在客厅正中的扶手靠背椅子上，始终含笑着，雪白头发一丝不苟向后梳、抿得干干净净。见陌生而年轻的我进来，就略略欠身一下，表示欢迎。一直专注地看着我和王先生说话，自始至终没说过话，只是微微含笑。她那个姿态，极其优雅，安静，贤淑，岁月可能改变她的容颜，却改变不了她的宁静的芬芳，老去的时光只增添了因岁月沉淀而具有的美好内容。我再没见过比她更优雅宁静的老婆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