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节文》是怎么回事？

    对于经典来说，思想上的“被解释”，无论是合理诠释还是过度诠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命运；文字上的“被改变”，这类例子则较为少见。以儒家经典为例，“被改变”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思想家对于经典的改变，整体而言，它属于“善意”或“学理”的改变。譬如，《大学》从《礼记》里面抽离出来，朱熹将其作为《四书》之一，就对古本《大学》做了“分经别传”、“移文补传”的改动，先把《大学》分为经文、传文两部分，又变移了《大学》原文的某些次序，还写了《大学格物补传》。第二种是政治家对于经典的改变，整体而言，它属于“恶意”或“权势”的改变。例如，洪秀全定都天京之后，1854年3月成立了删改儒家经典的专门机构——删书衙，以信奉“独一真神唯上帝”为标准，凡合此者则留，不合者则去。同样是在南京，先于洪秀全四百多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在位时间为1368—1398）拿《孟子》做过大删大改，留下了至今让人感喟的《孟子节文》。

    2003年，笔者曾在刘小枫、陈少明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第2辑，发表将近三万字的《朱元璋时期的〈孟子节文〉事件》。这篇考释性论文，首先说到《孟子节文》是清初思想史上的失踪文本。大名鼎鼎的朱彝尊（1629—1709）就没有见过《孟子节文》一书，其名著《经义考》卷235指出：“刘氏（三吾）等《孟子节文》二卷，未见。”成书于乾隆四年（1739）的《明史》，其中的《艺文志》没有著录《孟子节文》，《礼志》更没有记载此事，但卷139《钱唐传》则说：“帝尝览《孟子》，至‘土芥’‘寇雠’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馀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浙江象山人、刑部尚书钱唐（1314—1394？）不是《孟子节文》事件的主角，却是必要的前奏。孟子配享文庙，始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却罢免了孟子陪同孔子“吃冷猪头肉”的待遇。《明史》卷50《礼志四吉礼四》云：“五年罢孟子配享。逾年，帝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朱元璋何以第二年又让孟子配享于文庙呢？这跟钱唐带着棺材、顶着箭口去为孟子死谏有关。全祖望（1705—1755）的《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引《钱氏家传》说钱唐卒于1394年，而《孟子节文》事件恰好也发生在这一年，但钱唐与《孟子节文》的编撰并无直接联系。朱彝尊《瀑书亭集》卷69的《邹县重修亚圣孟子庙碑》甚至认为：所谓“钱唐进谏，以腹受箭”，只是野史而已，不足为信。

    朱元璋对孟子不友好，先是孟子罢享，后是《孟子节文》。比《明史》成书更晚的《四库全书总目》没有著录《孟子节文》。20世纪20至40年代由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的《孟子节文》条指出：“明太祖览《孟子》，至‘土芥’‘寇雠’之语，谓非人臣所言，诏去配享，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其憎《孟子》甚矣。三吾之《孟子节文》殆为此作也。”湖南茶陵人刘三吾（1313—？），本传见《明史》卷137，它也没有谈到刘三吾修《孟子节文》一事。

    我们今天到哪里找得到《孟子节文》刊本呢？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辑，收有据明初刻本缩印的《孟子节文》。书前有刘三吾撰写的《孟子节文题辞》，七百多字。全文如下：

    《孟子》七篇，圣贤扶持名教之书。但其生于战国之世，其时诸侯方务合纵连横，以功利为尚，不复知有仁义，唯魏惠王首以礼聘至其国。彼其介于齐、秦、楚三大国之间，事多龃龉，故一见孟子，即问何以利便其国，非财利之利也。孟子恐利源一开，非但有害仁义，且将有弑夺之祸。仁义，正论也。所答非所问矣，是以所如不合，终莫能听纳其说。及其欲为死者雪耻，非兵连祸结不可也。乃谓能行仁政，可使制梃以橽秦、楚之坚甲利兵，则益迂且远矣。“台池鸟兽之乐”，引文王灵台之事，善矣。《汤誓》“时日害丧”之喻，岂不太甚哉！“雪宫之乐”，谓贤者有此乐宜矣，谓人不得即有非议其上之心，又岂不太甚哉！其他或将朝而闻命中止，或相待如草芥，而见报施以仇雠，或以谏大过不听而易位，或以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其君，或所就三，所去三，而不轻其去就于时君，固其崇高节、抗浮云之素志。抑斯类也，在当时列国诸侯可也。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国，人人同一尊君亲上之心，学者或不得其扶持名教之本意。于所不当言不当施者，既以言焉，既以施焉，则学非所学，而用非所用矣。今翰林儒臣三吾等，既请旨，与征来天下耆儒，同校蔡氏《书传》，蒙赐其名曰《书传会选》。又《孟子》一书，中间词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则高不至于抗，卑不至于谄矣。抑《孟子》一书，其有关于名教之大，如“孔子贤于尧舜”，后人因其推尊尧舜，而益知尊孔子之道，“诸侯之礼，吾未之学”，而知其所学者周天子盛时之礼，非列国诸侯所僭之礼，皆所谓扩前圣所未发者。其关世教，讵小补哉！洪武二十七年十月癸酉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臣刘三吾等谨上。

    刘三吾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奉命修撰《孟子节文》，当是不争之实。连朱彝尊那样的大学者都没有亲见过《孟子节文》，它又究竟存在了多久？潘柽章（？—1663）的《国史考异》卷3有云：“近见董应举撰连江孙芝传云：永乐辛卯（九年），奏复《孟子》全书，略言逆臣刘三吾欲去八十五条，其中养气一章，此程子所谓扩前圣所未发，大有功于世教者。又欲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则谬妄益甚。乞下部议收复全书，庶使万世知所诵慕。疏草为虫鼠所蚀，不能详，然《孟子》书，以公言复全。”永乐九年是1411年。也就是说，从1394年到1411年，《孟子节文》仅仅存在了17年。而且，整个《孟子节文》自始自终都以南京为中心，因为让《孟子》恢复原貌的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明成祖朱棣，朱棣1420年才宣布定都北京。

    福建连江人孙芝，其人其事不详。孙芝颠覆《孟子节文》刊本的“政治合法性”，也就等于恢复了《孟子》原本的“政治合法性”；他颠覆《孟子节文》刊本的“文化合法性”，也就等于恢复了《孟子》原本的“文化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孙芝的文化气节堪比钱唐，跟刘三吾截然不同。这样比较并无过错，但它不表明我们真正理解了刘三吾其人，更不等于我们真正破解了《孟子节文》其书。刘三吾的《孟子节文题辞》说：《孟子节文》就是删除了《孟子》原本中的85条。所谓“八十五条”之说，就隐含了耐人寻味的三个玄机。

    第一个玄机是“所用量词不妥”。人们对《孟子》书中各篇之下那些相对独立的段落，历来称之为“章”，而不是“条”。刘三吾在元朝末年做过静江路的儒学副提举，又以翰林学士、奉议大夫的身份修《孟子节文》，何以会犯这样的常识错误呢？

    第二个玄机是“所依底本不详”。我们所见的《孟子节文》明初刻本，各卷均有章数提示，共172章。这里要特别指出：通行本《公孙丑下》第8章（4·8），被《孟子节文》分为两章，亦即以“沈同以其私问曰”以下为一章，以“齐人伐燕”以下为一章，因此，从通行本的角度看，《孟子节文》实际只有171章。刘三吾时期最权威、也最普及的《孟子》版本，一是东汉赵岐注、北宋孙奭疏的《孟子注疏》，一是南宋朱熹的《孟子集注》，前者为258章（《十三经注疏》本误为259章），后者为260章，均非257章——172（存）+85（删）=257。于是，刘三吾究竟拿哪个底本来修《孟子节文》，也就成了问题。

    第三个玄机是“所节章数不准”。以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杨伯峻的《孟子译注》为据，我们将看到：被《孟子节文》删除的章数不是85章，而是89章。如下表所示：

    只有对已成定论的人与事仍能穷追猛打，才将看到被常人一再忽略了的东西。君主有恶行，大臣在“行为上”加以助长，刘三吾的这一面，人们不难看到。在圣贤与帝王相对抗的“共时态语境”中，个人的力量毕竟过于微弱，刘三吾除了“遵命”，还能怎么样呢？但是，刘三吾也有另一面。假如以上三个玄机果真是他有意为之，《明史》本传所说的那个“不设城府”的坦坦翁，就不愧“老谋深算”。他深知：在圣贤与帝王相对抗的“历时态语境”中，君主有恶行，大臣却不能在“理论上”加以逢迎，而且要做得让人们轻易找不到口实。这也就难怪孟子的名言“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告子下》12·7），依然存留于《孟子节文》。刘三吾的沧桑经历和复杂内心因而告诉我们：要对身处“权力王国”与“道德王国”之间的儒家知识分子进行论世知人，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

    孟子“词气抑扬太过”的王道政治学不讨“权力王国”的喜欢，这正是朱元璋删改《孟子》的缘由。近人容肇祖在《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4期发表的《明太祖的〈孟子节文〉》指出：《孟子节文》就是不许说人民有尊贵的地位和权利，不许说人民对于暴君污吏报复的话，不许说人民应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不许说人民应有生存的权利，不许说统治者的坏话，不许说反对征兵征实同时并举，不许说反对捐税的话，不许说反对内战，不许说官僚黑暗的统治，不许说行仁政救人民，不许说君主要负善良或败坏风俗的责任。这11个“不许说”，实质就是权力王国的主宰者们“不许”道德王国的思想者们“说”不利于现存统治的话，而孟子洋溢着道德理想主义光辉的王道政治学尤其“不许说”。

    也正因此，下面这些话均被《孟子节文》所驱逐：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2·8）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8·3）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10·9）

    君臣关系是孟子王道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说手足—腹心、犬马—国人、土芥—寇雠，土芥—寇雠之论又最让统治者胆战心惊，这是对抗的一面；另一方面说师、友、事，师友之论又最让士阶层心往神驰，这是合作的一面。但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即便合作的一面，也是朱元璋所不喜欢的。所以，以下这些话同样被刘三吾删掉了：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其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公孙丑下》4·2）

    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万章下》10·7）

    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万章下》10·3）

    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滕文公上》5·3）

    近人黄云眉的《明史考证》有言：“《孟子》一书之真精神，存于《节文》者尚馀几！”孟子论君臣关系，既讲对抗，又讲合作，两者加起来就是孟子的“真精神”。从政治哲学看，这种“真精神”既凸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专制主义的内在紧张，更旨在提供“道德相”制衡“政治王”的路径依赖。“为王者师”，不止是文化资本意义上的导师，更得落实为政治资本意义上的宰相。因而，只要承认“《孟子节文》=朱元璋的专制主义-《孟子》的真精神”，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明史·职官志一》所说的：“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

    洪武十三年（1380）的废相事件与14年后的《孟子节文》事件有关联吗？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曾说：“说来也难于相信，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看，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威利（Arthur Walay）在他的杰作《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与法家对立。”既然“道德王国”对“权力王国”的制衡突出地表现为“道德相”对“政治王”的规约，我们认为：朱元璋废除宰相与删节《孟子》两件事存在着政治哲学上的内在联系，前者乃其“集中意识”，后者乃其“支援意识”。在朱元璋看来，只有切断了传统儒家以相权制约君权，并试图通过学术影响政治、通过道统提升政统的理想追求，才能真正保证一家一姓的长治久安。宰相制度在明、清两代废而不用，印证了朱元璋在营造集权方面非凡的“政治智慧”。

    常识所谓的“过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并未过去；常识所谓的“将来”，我们可以说它其实早已来临。2011年5月，笔者在上海大学哲学系做讲座，又一次提醒人们牢记：洪武五年（1372），孟子被罢配享；洪武十三年（1380），宰相制度被废除；洪武二十七年（1394），《孟子》被删节。记住这些年份，我们才能真切地反思“朱元璋的专制主义+《孟子节文》=？”这个更大的历史—思想史问题。刘三吾令人意外地保留了“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公孙丑下》4·3）这句话，就隐隐约约地告诉无数被强权所压抑的人文心灵，究竟是谁最终能够在“道德王国”与“权力王国”的较量中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