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是“人”字

    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我小学中学是在农村，在文化很荒凉的环境中度过的，读书不是很丰富，一直到大学后开始补课。小学阶段是在抗日到解放战争时期，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我的教材，但是我全背下来了。教材编得很科学，因为小孩学识字，要有重复，但是又不断增加。我记得课文的第一课就是“人”，第二次课又把“人”重复一下——“男人”，第三节课，“女人”，下面一课是“中国人”，所以我说，我的第一节课是“人”字课。然后就是“中国人很多很多，日本人很少很少”，最后是“日本人真可恨，占中国地，杀中国人”，这本书就结束了。

    我读不到什么书，但是可以听我的母亲讲民间故事。比如，白蛇传的故事，梁祝的故事。民间的东西给我最朴素的道理就是，要同情受苦的人，同情弱者，同情底层，从小我的这种观念就很强了。

    我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参加革命了，1951年，我15岁，就到政府里做文书，这时候就开始读书了，但不是很健全，主要是读苏联的红色书，也开始读鲁迅的小说。后来1956年我考上大学，受的是中国很不健全的高等教育。然而我接触到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等启蒙观念，在同情弱者的基础之上的，逐渐建立西方的一套启蒙主义的东西。

    教育不是工具，工具性教育不能塑造人性，只能让人有附属性和奴性。虽然现在的教育拨款很多了，但是独立的人格教育还没有。

    应该提倡儿童多读有益的书。我以前常给大学生荐书，比如鲁迅、胡适的书，我建议初中生就可以开始看鲁迅了。我最近读的最好的书是周有光的《朝闻道集》《拾贝集》，观点也很活泼深刻，写得很通俗，我觉得儿童也可以读。专门的儿童读物，我没有研究，也无法推荐。我希望少年儿童多读一些经过考验的作品，同时，不要光读中国的，多读一些西方的作品。

    读书方法方面，我会把书分成两类，一类很少，但必须精读，要反复读，一句一句精读和解剖，比如密尔的《论自由》，亚里斯多德《诗学》，甚至要找到原文来读；但是，很多书都要精读，是很困难的，会限制读书的数量，所以还有一类叫做粗读。很快知道书里边有什么信息，是可以查用的，或者知道里面有什么观点，很快地翻一翻。其实我这个方法是从曾国藩那里来的，一个叫“阅”，一个叫“读”。阅，就是精读，就像守城一样，咬住不放；粗读的书，就像攻城，千军万马奔腾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