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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清晨，北京的上空呈现出一种类似擦伤的轻肿色调。我的朋友们解释道，那种带有乌青的黄褐色天空，是来自戈壁滩的风沙肆虐所致，加上城市供暖燃烧煤炭时所释放的烟尘和汽车排放的尾气，因而让人感觉视线总是模糊不堪。你可以分辨出沿街行驶的车辆，但对位于对面人行道上行走的人群，则几乎什么都看不见。行人看上去就像唐诗中所描绘的意境那样，在晨雾中艰难跋涉。我所看到的这一切似乎是对当代中国的一系列隐喻：戈壁滩隐喻着广袤的中国大地，煤烟的排放隐喻着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则隐喻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次日早晨，一阵微风、一场细雨，让天空呈现出某种纯粹的蔚蓝色。城市北部的海拔略高，从我们的视角俯视眺望出去，可以看到清新的空气以及高天流云。一望无际的居民区从眼下蔓延，盘踞在周围的起重设备则星罗棋布，北京正在历经改变。期间，我坐在礼堂里聆听一场用中英文朗诵的诗歌会，并且观看了一场新上映的中国电影首映礼。二者都令我感到惊奇，以致于早晨北京突变的天气看上去依旧像是某种隐喻。
由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是由贾樟柯以及一位诗人——翟永明共同编剧的。影片讲述了位于四川成都的一间即将关闭的工厂。这间工厂坐落于一个巨大的、充满了家长式作风的工业园区里。这间工厂可谓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恐龙，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制造飞机引擎和冰箱。空空如也的厂区建筑物由一组长镜头和慢镜头组成，故事的讲述者脸上生气蓬勃。他们通过国家50年的历史来述说这个故事。突然，镜头切入了一个安静的氛围，并且对准了若有所思的讲述者。这样的切换，让电影中生出一种哀婉的情绪。我对他们何以形成这种生活方式以及周围的环境如何令他们如此生活这些部分充满兴趣。像这样拍摄电影，实为电影美学方面一场了不起的冒险。
翟永明，电影的合作编剧，195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因此，她为电影描写了一个她颇为熟悉的环境。我了解到在“文革”期间，她曾被下放至农村两年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84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诗集的内容多与女人生活有关。那时，新一代的中国诗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多与官方美学路线分道扬镳。评论家们则反对他们激进的观念，并将他们的作品称之为“朦胧诗”。但他们的确是令汉语诗歌再度活跃的明显标志。
后来相继出现的诗人也发出了令人惊奇的声音，这些声音组成了我随后的阅读。这些男性诗人或女性诗人的年龄范围大多在30岁至50岁间。正如翟永明那样，他们被评论家们命名为“新一代”。对我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如此有趣，并且他们有趣的方式竟各不相同。在过去几年里，我出席了一些国际文学会议，并在会上读到了中国诗人的作品。从越南到荷兰，从巴西到加拿大的诗人们，虽然彼此源于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但是，这些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诗人却操着同样的口吻，说一样的话。虽然，他们试图在语言中创造，试图说明他们的生活以及成为这种生活的见证人。对于生活的思考和感情方面的种种经验，他们亦试图寻找新鲜的方式来加以表达。但是，那次在北京，突然间我却听到了那种熟悉却又令人振奋的声音，虽然作品数量不多，但这些作品却散发着诗歌的力量。可以感觉到，其中一些非常鲜活的东西正在中国掀起微澜。
之后，我对这些诗人创作时段的历史进行了一番浏览。1978年12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层面的改革。从外界看来，出生于1951年至1971年间的新一代诗人成长于一个中国正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我对他们写什么样的诗、关于生活他们会说些什么以及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他们如何自处这些问题，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于坚是这些新诗人当中最具魅力的一位。1954年，他出生于中国的西南省份——云南。他人生中的第一场戏剧性变化来自自身：一场童年的疾病令他的听力严重受损。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影响云南时，他12岁；学校大门紧闭，他的父母是知识分子，也因此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他16岁那年，于坚入厂当了一名铆工和焊工。一份名为《国际诗歌》的杂志上如此介绍：“受益于父亲对于中国诗歌的兴趣以及工厂经常性停电的双重影响”，于坚贪婪地阅读各种著作。那时的他正值青春年少，流放生活对他的某种教育，令他发现了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歌作品（当然，那肯定是中文译本），后者对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26岁那年，毛泽东逝世，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于坚又重返校园，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在他32岁时，他第一次在权威的官方诗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这首诗读起来非常直白，一些诗行这样写道：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之后，在1992年，他发表了一组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诗歌作品，《往事二三》。组诗中开头的一首叫做《那段时间多么炎热……》：
那段时间多么炎热
红色的大卡车满载着
燃烧着舌头的大人们
向前 再向前
消失在意志的核心
漏网的小学生 捏着
尖叫的麻雀 滚向故乡
啊 时代中的夏天 学校停课
电影院关着门 花园荒芜
篮球场上挂着高音喇叭
革命 用普通话进行
没有对当时环境全景式的把握，于坚无法写出这样的作品。红色大卡车，可能就是拉走类似于坚父母那样的人去接受再教育的车子。孩子们虐待麻雀，大概与“除四害”运动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府鼓励人们消灭身边所有的麻雀，因为它们偷吃粮食。（据称，1958年的一天，北京就杀死了83249只麻雀。但据目前的情形来看，麻雀吃的是蝗虫而并非粮食作物。麻雀的消失反而加速了食物的短缺。）多么令人称奇的作品啊！1994年，于坚发表了长诗《0档案》。根据我所得来的对这部作品的各种描述，这是于坚在诗歌写作方面一次极大的突破。题目论及“档案”，这个为共和国每个公民所保存的东西。它以卷宗的形式呈现出一个人的生命史。这首诗有一部分，是关于他的校园生活。诗歌这样写道：
鉴定：尊敬老师 关心同学 反对个人主义 不迟到
遵守纪律 热爱劳动 不早退 不讲脏话 不调戏妇女
不说谎 灭四害 讲卫生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积极肯干
以上提及的这三首作品，呈现出于坚所关注的范围：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反英雄式的语言、对科层制度的调侃态度以及诗人对纯粹隐喻的拒绝。
西川，在北京长大，比于坚小10岁。他的父亲是解放军战士，因此西川的高中时代开始于北京的精英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骚乱中得以幸免。在校期间，西川研究学习了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并且写了一篇关于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论文。西川首次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这首《我奶奶》：
我奶奶咳嗽，唤醒一千只公鸡。
一千只公鸡啼鸣，唤醒一万个人。
一万个人走出村庄，村庄里的公鸡依然在啼鸣。
公鸡的啼鸣停止了，我奶奶依然在咳嗽。
依然在咳嗽的我奶奶讲起他的奶奶，声音越来越小。
仿佛是我奶奶的奶奶声音越来越小。
我奶奶讲着讲着就不讲了，就闭上了眼睛。
仿佛是我奶奶的奶奶到这时才真正死去。
这首诗富于一种精巧、敏锐的想象力，与大部分当代中国诗歌中的西方观念都有所不同。无论是诗中显现出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还是作品中那令人不安的结构，带有或明或暗的历史观念，这些都很难说清楚。1988年，当西川25岁时，他和朋友们共同创办了一份民间文学刊物——《倾向》。同时，他也翻译了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ömer）、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以及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作品。因此，他的写作风格也相应地显现出与上述作家类似的素养及美学趣味。《思想练习》是一首小散文诗：
但秃子不需要梳子，老虎不需要兵器，傻瓜不需要思想。一个无所需要的人几乎是一个圣人，但圣人也需要去数一数铁桥上巨大的铆钉用以消遣。这是圣人与傻瓜的区别。
尼采说一个人必须每天发现二十四条真理才能睡个好觉。但首先，一个人不应该发现那么多真理，以免真理在这世上供大于求；其次，一个人发现那么多真理就别想睡觉。
20世纪90年代末，我读到于坚和西川二人卷入了一场关于中国诗歌未来的纷争中。于坚坚持在写作中使用地方性的和本土性的语言，以便直接地在写作中面对日常生活。西川则坚持捍卫要将口语处理为书面语（普通话），认为诗人需面对整个人类文化，并自由地从中吸取写作的主题和素材。与他们在北京进行交流，并且倾听他们和其他中国诗人之间的对谈后，我感觉，对于来自欧美的学院及文学杂志的关注，他们仅仅抱有一些轻微的兴趣。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从国内还是国外来看，诗人们总是受制于对他们作品中政治内容的评价。他们对作品中呈现出的某些因素予以较高的期待，但不愿多谈。这些因素大抵是对于历史的敬畏之情。与此同时，快速变化的文化环境有这样的要求，一是期盼诗歌能够表现某些元素，二是在诗歌里进行一种美学上的创新。他们尝试着摆脱这二者的束缚。
后来，我读到了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就诗歌的主题所发的讨论。我被震住了，他们激烈而严肃，但又不失机智与幽默地进行对话。我发觉自己无法估量，此时此刻在中国他们的作品必须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政治元素或美学元素。不过，我可以感受到，类似于这种性质的问题实际上是他们对所处环境颇感沮丧的一部分，并且我也开始明白了这是为什么。对于所折射出来的原因，他们肯定感觉，无论是国内的文学评论家还是西方的诗人对他们的解读，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他们能否运用自己的方式来对此进行突围，我满怀期待。像我这个年龄的中国诗人（朦胧诗人），已经宣布了他们自己所具备的内在性与主体性。这一代人寻求自由，他们想要重获自由表达的权利，来表达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并且这种表达理应具备他们自己的风格特点。他们似乎正在成为为了获得诗歌中的各种可能性而努力的一代人。这些便是我在北京的那个夜晚所听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部分。
正如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所说的那样，我认为诗歌就是记录下孩子们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时（现在他们互相发短信），老师却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授历史的时刻。我们将会在下一个十年听到中国发出的更多声音，包括经济、外交以及环境政策方面。持续的翻译工作则会对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投向充满人性的一瞥。
（罗伯特·哈斯： 1995年—1997年度美国桂冠诗人，目前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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