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型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

    东京著名的汉籍书店

    田中庆太郎（1880－1951）是一位书店老板，是近代日本一家最大、最有影响的中国古书字画书店的老板，他的书店名叫文求堂。文求堂在当时东京有关中国研究的学者圈中赫赫有名，田中庆太郎也就成为近代日本中国学发展史上的一位独特人物。虽然他并不是著书立说、讲学杏坛的教授，但他以自己对于中国古籍书画的精湛学识，向日本适时而大量地输入中国典籍，为日本中国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田中庆太郎的祖上就是开书店的，在京都开设文求堂，本是供天皇家御用的日文书店。甲午战争后，中国越来越成为日本有识人士关注的热点，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年轻而聪颖的田中庆太郎也不例外。他自述说，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结束后，他很想去中国看看，由于京都周围没有教中国语的老师，就抱着到东京学习中国语的打算，到了东京。1900年，田中庆太郎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毕业，随即去了义和团运动刚刚平息不久的中国。这次中国行，他游历了上海、苏州、杭州等中国南方的文化荟萃之地，从而确定了日后经营中国汉籍书店的志向。1901年，田中又到了古旧书店汇集、堪称汉籍善本渊薮的北京，同年，祖业文求堂书店从京都移至东京，开始了它与中国学结盟的新阶段。

    田中庆太郎和他的汉籍书店文求堂，经历了新旧两个阶段：

    旧文求堂时期，1901年始建至1923年东京大地震。这期间，田中主要往返于北京与东京之间，大量输入中国的古书和字画。文求堂成为东京第一个、也是最有规模的中国典籍书画的专门书店，在东京，也有一些其他书店兼营汉籍，但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无法与文求堂相比，文求堂出售的汉籍以及时实用和稀世珍本两方面取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的1908年至1911年这三四年间，田中在北京购置了房产，住守北京，一面向当时的中国学者、版本学家请教汉文化知识，研修汉籍版本知识，一面全力发掘、购进善本珍籍。在这一阶段中，通过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方式，田中购买了包括甲骨片、敦煌经卷、《四库全书》散本在内的众多珍贵古籍。

    新文求堂时期，1927年至1951年。东京大地震摧毁了旧文求堂以及它的全部藏书、字画。1927年，田中重起炉灶，新文求堂建成开业。在外观上，它采用了钢筋混凝土防火防震的先进结构；在内容上，也由原来主要从北京输入古籍珍本，转而改变为主要从上海购入实用的、普及性的新刊本，包括“五四”以后新式标点的国学基本典籍，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国学研究著作以及中国语教学用书等。这些书适应新一代学人的需求，为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后生力量准备了及时而充足的资料用书。从书店本身的经营来说，也从以高深的、贵族性善本珍籍为主转变为以薄利多销的实用性书籍为主的经营方式。“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出版业受到重大打击，出书甚少。田中在中国汉籍锐减的非常时期，又敏锐地将文求堂由书籍销售改为以书籍出版为主要经营项目，十多年间，文求堂出版了中国语教科书、中国语词典等语言学方面的书籍以及定期刊物等，共计二百余种。

    1951年，田中庆太郎去世，三年后，文求堂关闭。终其一生，他是一个成功的书店经营者，更是一个有眼光的学者型商人。

    与学者的交往互益

    田中庆太郎在北京期间，参与见证了闻名中外的敦煌经卷的披露会。1909年5月，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首次向中国学者披露展示敦煌经卷，田中也有幸参与其间，成为日本最早获知并亲眼目睹敦煌经卷的人，并且也成为第一位介绍及评论有关敦煌文献的日本人。他以“救堂生”为笔名，在同年11月北京出版的日本人杂志《燕尘》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这篇文章成为日本学术界获知敦煌文物发现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

    董康、傅增湘、张元济等晚清民国的一批学者，是田中在北京时结识的友人，他们到日本游历考察时，常常被迎接或介绍到文求堂，文求堂大门口的匾额就是傅增湘手书赠送的。此外，郭沫若、鲁迅、郁达夫、傅抱石等人，或是留学日本期间，或是流亡日本期间，也常常出入文求堂，与文求堂及田中家人结下了友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2月到1937年7月间，郭沫若流亡日本，住在东京附近的市川市，这十年间，郭沫若成为文求堂书店的常客，文求堂出版了他在日本期间重要的甲骨金文研究著作约十多部。文求堂还出版过梁启超、钱玄同的著作，以及追忆纪念王国维的文集《王观堂文选》。

    就像琉璃厂书店是民国期间中国学人的俱乐部一样，文求堂也吸引了东京地区的中国学研究专家，他们经常出入这里，在这里看书、买书、购书、谈书，使这里成了中国学研究的信息交换站。这些人中有当时已大名鼎鼎的教授市村瓒次郎、和田清、池内宏、加藤繁、白鸟库吉、藤田剑峰、桥本增吉、中山久四郎等，还有东洋文库的法人代表石田干之助；而同样为东洋学大家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仁田井陞等人，当时尚属于学界晚辈。甚至京都方面的中国学家如内藤湖南、中尾万三等，凡到东京，也都不忘到文求堂一趟。

    往来文求堂的另一位独特的中国学研究者，是荷兰人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高罗佩精通中国语，写过多部中国学研究著作，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等书近年在中国有汉译本出版且广为人知。在高罗佩任外交官驻东京期间——从他1935年初到文求堂，直到田中去世——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66年，时任驻日大使的高罗佩，深情怀念文求堂主人，倡议在田中庆太郎逝世十七周年时，为他出版纪念文集。

    汉学教养与学识

    田中庆太郎对于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别能力，在日本中国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人们把田中庆太郎、岛田翰、内藤湖南称为最懂中国古籍版本的三位专家。而内藤湖南则在一篇文章中称赞田中道：“在今天的东京，学者之中对于古书的鉴别能力，没有一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相匹敌。”神田喜一郎在怀念田中时，称他“在中国古书方面拥有相当深的造诣和敏锐的鉴赏力，被誉为这一领域的第一人，声名远播于中国和西洋学术界”。高罗佩则称赞说“（他在版本学上的）博识卓见，足够得上大学教授的资格”。这种鉴定能力是他在中国访书购书，回销日本，获得巨额利益的基本保证，也是他为日本中国学界服务、与中国学家交往的资本所在。依靠这一基本功，他为日本搜求买入了不少珍籍善本。1928年至1929年间，文求堂曾发行《文求堂善本书目》，汇集了当时文求堂收有的约120种中国古籍善本的图版及简单说明，它成为当时日本知识分子鉴别汉籍的标准，也吸引读者前来购买。文求堂还每年发行一册《文求堂书目》，作为书店的售书书目。内藤湖南收藏的、如今被法定为“日本国宝”的北宋刊本《史记集解》，便是通过田中庆太郎购得的。

    另一方面，文求堂的某些汉籍珍本，也有被中国的藏书家购得而回归故里的。如民族资本家周叔弢（1891—1984），也是一位藏书家，以收藏宋、元、明三代经史子集善本书而名播海内，他特别重视购求流失到国外的书籍，曾以巨金从文求堂书店购回宋椠《东观余论》、《山谷诗注》、《东家杂记》等书。周叔弢在他的《藏书题识》中记到：“癸酉（1933年）正月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著录宋元明本凡百余种，其中多沅丈（傅增湘，字润沅、沅叔——笔者注）旧藏，余尝于双鉴楼（傅增湘之藏书处——笔者注）中得摸挲者；尤以北宋本《通典》、绍兴本《东观余论》为最罕秘，盖海内孤本也。《通典》索价15000元，余力不能赎，乃以日金1000元购《东观余论》归国，聊慰我抱残守缺之心。” 

    田中庆太郎一生通过文求堂的采购、转卖，为日本输入中国古书，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多为精选之作，从宋元时代的珍稀古版本到明清时代的佳刻善本，无不令人惊赞。因为这个原因，上世纪50年代，他曾遭到中国学术界的批判，斥之为使中国国宝古书流出海外的元凶之一。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重新审视田中庆太郎及其文求堂，可以说，他在北京所从事的购书活动，诸如慧眼识书、适时采进、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等，无非都是基于一个有学问、有眼光的学者的识断，也没有超出一个精明成功的商人的本分。用现代的话说，属于洞察时代动向、敏于书业商机的商人行为。中国珍稀善本的流失固然可惜，正如敦煌经卷的流失海外一样，它是中国近代黯弱无能、不能有效保护自己文献国宝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田中庆太郎及其文求堂的经营，客观上了增进20世纪前半个50年中国书籍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以及中国学研究在日本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