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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6月01日 星期三

    詹文浒和《英汉四用辞典》

    元 尚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01日   14 版)
    《英汉四用辞典》封面

        一部《英汉(求解作文文法辨义)四用辞典》(以下简称《英汉四用辞典》)成就中国近现代双语词典出版史上的经典独特之作,聚集在它周围的编辑者们,后来其中绝大多数成了文化精英,这在近现代辞典编撰史上算是一段佳话。《英汉四用辞典》主编:詹文浒,编辑者:苏兆龙、葛传槼、朱生豪、邵鸿馥、赵鸿隽、陈徐堃、史亦山、凌善森。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正文1950页。

        精英辈出的编辑团队

        主编詹文浒当时担任世界书局编译主任,这部外语词典和他的创意与策划是分不开的。我翻阅了一些旧书,又在网上搜了搜,关于他的资料很少,倒是发现一个“诸暨人”的博客里有一篇博文《詹文浒先生:著名新闻工作者、报人,编辑》,其中透露出一些信息。詹文浒“1905年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早年毕业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哲学系,之后赴美国留学,荣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到嘉兴秀洲中学担任英文教员,不久就赴上海,在世界书局工作,担任编译所所长,负责《英汉四用辞典》的主编工作,1939年8月,受时任《中美日报》社长吴任沧先生的大力邀请,聘请为《中美日报》总编辑,1941年12月份,该报纸被查封停办,詹文浒先生前往重庆市,任国民政府属下的《中央日报》报社副社长,1943年,任国民党中史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不久调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普教处处长一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受国民政府委派,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特派员的身份,返回上海,接收新闻影视等行业媒体,任《新闻报》总经理,1946年兼任上海市记者公会理事,1947年9月兼职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上海解放后,配合上海军管委等部门,《新闻报》受让上海市新闻部门,辞去总经理职位,留在上海。不久在发生的运动中受到牵连被送往青海省西宁市进行劳动改造。在漫长的劳动改造中悉心研究中医知识,为农场的病人治病,居然一举成名,深受器重。1973年詹文浒先生在西宁市因病去世。”其所编《英文文法作文二用辞典》《自修高等英文典》寒舍均有藏本。这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出版、文化精英,然而直到70年代还再版的这部辞典,其主编者却不为人们所闻,他在辞典编撰史上失踪了。

        能找到的关于苏兆龙的资料用稀少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其生卒年不详,仅知道他在1918~1924年左右翻译过波特莱尔的散文诗,译作发表在《文学》1924年第143期。其编撰代表作有:民国29年版《启明英汉辞典》、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活用英文翻译法》等。

        葛传槼(1906年-1992年)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是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三巨头”之一,是中国人研究英语惯用法的前辈人物,除了《英汉四用词典》外,《英语惯用法词典》即其代表作,他又是《新英汉词典》的主要编纂者之一。

        其他几位编者就没有他们三个人那么幸运,关于他们的生平几乎见不着记载,就连生卒年都查不着。我大体能知道的,就是他们编著的一些和英文教育有关的参考书了,录下来算做一份纪念:

        史亦山(生卒不详),《英文五百难点详解》史亦山编辑、朱生豪校订,世界书局1937年出版。

        陈徐堃(生卒不详),曾编辑《活用英文习语八百句》,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英文阅读法》陈徐堃编著,世界书局1939年出版。

        赵鸿隽(生卒不详),曾编辑《活用英文尺牍》,詹文浒校订,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

        邵鸿馥(生卒不详),曾编译《中文讲解英文正误法》,世界书局出版。

        凌善森(生卒不详)。他更惨,什么资料也没找着。不过好在其名姓通过这部四用辞典得以保留下来。

        曾有人这样评论说:这部《英汉四用辞典》的编撰“浓缩了我国编译界先驱们,即中国最早海归学者们的知识精髓和治学理念,因而倍受教育界、编译界推宠。”

        这话,一点不假。

        五年磨一典

        很多留存下来的老双语词典,有的有前言、引言,有的没有,但是其中详细叙述辞典编撰过程的文字极其稀少。而詹文浒在《英汉四用辞典》的引言里面,十分详尽地记述了他们编辑这部辞典的全过程,可视为辞典编撰出版史上的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它向我们讲述了——

        “民国二十年的春天,苏君兆龙、葛君传槼、朱君生豪、邵君鸿馥,连我共五人,共同计划编一部英文辞典——一部我们认为最完备最合用的英文辞典,使读者备了之后,不必再备其他辞典,只靠着它,普通对于英文的阅读和写作,都可以应付,换句话说,即要把各种类的辞典,融会贯通,编成一部辞典,使人有了这一部,就等于有了其他许多部。我们定了这个目标之后,于是分别提出该辞典所当注重的项目,应该是那几样,结果,共同议定了下列六项,即:(1)注音、(2)单字的解释、(3)成语的解释、(4)作文、(5)文法、(6)辨义。”编辑这部书的缘起、参与者、宗旨及体列原原本本。这是引言的第一部分,在详尽论列了所举六项内容的编辑标准与编辑思路之后,詹文浒写道:“我们按照上面的计划,编成原稿以后,到开始排印,又费过极大的周折,因为一部包括这许多项目的辞典,倘照一般的辞典版式排印,至少要在三千面以上,我们几经考虑,终于决定用最经济的方法,排成现下的版式,每面字数,约等于普通同类辞典每面字数的一又三分之一,这样,本当排成三千多面的,现只排成二千多面。我们仍恐大字本本成本较高,售价较贵,在目下购买力一般薄弱的时候,不易于普及,因而另外制成一种缩影本,在照相,制版和印刷方面,都特别当心,所以缩影本的字体,虽小一些,但看上去,仍旧非常清楚。”

        从我收藏的不同年份的该辞典缩印本来看,的确如詹文浒所言,字体虽小,但仍很清楚。最后作者说:“本辞典在民国二十年的春天动手,到今年春天出版,十足用了五年工夫。在编辑和校勘方面,始终从事其事者,有苏兆龙君、葛传槼君、朱生豪君、邵鸿馥君、赵鸿隽君、凌善森君、史亦山君、陈徐堃君、余良艺君、沈经农君、谢济夏君、施瑛君、李景书君等二十余人。”这是一份非常宝贵的名单,它记载了那些出版史上失踪者线索和足迹。

        《英汉四用辞典》1930年开始策划编辑,历经五年,于1936年编成,由世界书局出版,寒舍所藏该书诸版本中,有1949年的新二十四版,诸藏本中最晚的一个本子,是1979年的增订版,据书后知,其为世界书局的“内部交流”本(书中未标明为何地之世界书局),其增编部分83页,正文1950页与旧版内容相同,不同的是这个增订版删去了书前的手书题词,三篇序言、詹文浒引言,及主编与编著者,只保留了凡例。

        名人翰墨书前增辉

        一部书,多位名人为其题词作序,这在现代双语辞典出版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至少就我的见闻言之,印象就是这样。《英汉四用辞典》当属楚翘。

        书前题词四幅,依次为蔡元培、梅贻琦、黎照寰、张伯苓。第一位不用介绍,人人皆知。梅贻琦近两年由于不少文章常常提到,知道的人渐渐多起来。倒是后两位,比起前两位来,就差了一些。不过就当时情况言,从这里的排座名次上,也可以见出四位名人名头顺序。人的名气,大都是一种文化建构。虽说和他们各自的学问、造诣有关,不过有时候社会的推崇,往往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蔡先生的名气就一直延续着。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几乎是所有的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差不多都从书本上消失了,留下的没有几个,其中就有蔡先生。蔡先生在为该书题词的时候,任北京大学校长。1940年他在香港病逝。当时毛泽东还特地发了唁电,称赞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也许正是这样一个说法,才让蔡先生的身影保留到了后来。题词是:“择精语详”。

        梅贻琦题词时任清华大学校长。他虽没有蔡先生幸运,但80年代之后,还是慢慢回来了,尤其是他的《大学一解》,渐渐受人重视,当年其痛斥的大学弊端之一,“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至今仍未能改之一二。梅先生的故事轶事言论,这两年挖出来的不少,书本中,网络上,随处可搜,就不多说了。题词是:“学海思源”。

        后面的两位题词者,不仅没有蔡先生幸运,甚至就连梅先生那样的运气也没有了。黎照寰当时任上海交大校长。张伯苓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有点印象,好像在哪见过这个名字,黎照寰这名字就好陌生。跟几位书友念叨了几次,也没有人对他有印象。还是在网上搜了一下,能见着这个名字。“凡学生须注重于德智体三育上之修养,盖学生于学识上须有充分之涵养,于体格上须练成健全之体魄,于道德上须有相当之训练,才识丰,体力雄,志行高,具此三者,始能任重致远,为国效劳。”教育上的“德智体”黎照寰看来也很重视,其题词也正好反映出其关于“智”的观念,黎氏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68年逝世于“文革”中。题词是:“钩深攫微”。

        张伯苓(1876~1951),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第二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他的题词是:“文化工具,体例翻新,兼饷并饫,普益士林,绩学得此,不世之珍。”

        序文作者三位,亦非泛泛之辈,他们是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先生。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先生。上海中学校长郑通和(西谷)。三人之中,按照现在衡量人物的标准,邹鲁名气居首,欧元怀其次,郑西谷最弱。话虽如此说,可郑先生1923年赴美留学,入斯丹福大学,后获教育学士学位。接着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1925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授诸职。1927年,由校长欧元怀推荐,任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长之职。可见当时中学校长之水准,绝非简单胜任行政职务者可为。这三篇序文历述英汉辞典编撰之弊,可窥三人译学之说,亦是不可多得的出版史料文献。

        一部书寻求名人题词、写序,这种习气由来已久,无非皆想借此抬高书本身价。不过绝大多数时候,就是有再多的名人来凑热闹,经过时间的冷却之后,一部书历史价值之大小即已定下来。那么对于《英汉四用辞典》来说,从其初版至1949年,短短十二三年间,已出版至新二十四版。可见此书,自身身价不菲,未给名人丢脸,亦未使名人掉价。七十余年过去,翰墨书香犹存一书。有时候读书上网见着一两个英文,虽然所藏辞典不少,可还是喜欢翻翻这部老东西。“择精语详”(蔡元培题词),对于我辈不懂英文者,随手把玩也是一件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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