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精神需“迂腐”

    从2011年3月30日《中华读书报》头版头条上看到《中国新诗总系》编选幕后的报道，不觉一震，对这些编者发出由衷的钦佩！而最使我震动的，还不是这煌煌十卷大书，而是“迂腐”二字。

    总主编谢冕先生面对梦想成真的辉煌成果说道：“我是横下一颗心，不征求入选者的意见，别人送来的诗稿，我连看都不看。”如记者所言：“这大概是学校里书呆子的想法。好在他有同道，这十个主编都‘很迂腐’。但恰恰是这迂腐，成就了学院精神。”

    “迂腐”，向来是对某些不通世故的知识分子的贬语。像孔乙己那样穿着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还要满口“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站着喝酒。可谓“迂腐”！而谢冕先生等这些坚守己业、绝不随俗的知识分子的所谓“迂腐”，则自当别论！这是一种不为商业大潮、歪风邪气的冲击所动，坚守学术品格和科学操守的可贵精神！正是这些书呆子们的“迂腐”，支撑着社会的良知，捍卫着道德的底线，成就了“学院精神”！

    一个民族，是需要“学院精神”的，是要有一批“迂腐”的书呆子，作为“民族的脊梁”，不媚俗，不从众，始终如一坚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坚持正直的学术道德。只有这样，这个民族的文化才可能传承、发展，不至消亡。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包括新诗，写得好不好，历史自有“寸心知”。真正的诗文研究家和评论家，就应该作这种“寸心知”的历史评判者，而不可成为权与钱的崇拜者和人情的俘虏。也就是说要有“学院精神”，不能随俗变通。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新诗总系》不是由这群“迂腐”的书呆子编选，而是由精通世故、迷恋金钱、依附权力的“聪明人”，即鲁迅所称的“巧滑之徒”来做，该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定是谁的官大，谁就入选，而且名次靠前；谁给的钱多，谁的定位就高，而且入选的东西越多，无论是什么烂货全往里面塞；谁的人情重，谁就能够受到编选者的吹捧，就能昂然登上新诗史的宝座。倘若那样的话，这部巨著该会变成什么模样？即使印制得再高级，捧场者地位再高，名声再大，甚至于发红头文件指示各级用公款购买，也肯定会成为一堆历史的垃圾，后人的笑料！

    纵然有人看不起诗文，更看不起写诗文的书生。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是也。但我看这个大千世界上，许多事情可以凭藉金钱和权力的作用，而发生变化。惟有诗文的好坏高低，却是恒定的。不会因不虞之誉而增加半分；也不会因求全之毁而减少丝毫。在真正好的诗文面前，钱和权以及人情都会黯然失去效能。真正令人观止的诗文可以跨越时空、去指向永恒。所以孔子视富贵如浮云，司马迁忍辱发愤著《史记》，曹雪芹举家食粥而苦写《红楼梦》。他们和历代那些卓越的作家、诗人知道，自己的生命会流动在自己的诗文里，所以把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贯注到了诗文当中，从而千古奔涌，获得“不朽”。不朽的诗文，乃得自天籁，受赐“上帝”，出自作家、诗人本人的努力，绝非商业炒作而成，也非金钱、权势所能人为制造，更不是人情所能粉饰的。谢冕先生的“好诗主义”，虽然还须进一步探讨，然而其本质是不错的，正是这种所谓“迂腐”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