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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热”的今天，研究和阐释经典具备着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可以说，薛永武教授的《礼记·乐记研究》（以下简称《乐研》）一书负载着这种双重任务，在丰富了《乐记》的意义同时，探究了它对当下文艺创作和鉴赏的启示价值。而《乐研》更大的价值是告诉当代人：如何“重估”经典，用什么眼光“再阐释”经典，怎样“再确立”经典的典范性。
首先，《乐研》采用了“元评论”方法重估了《乐记》的价值，将它界定为素朴的文艺美学理论。对于经典，我们必须要阅读和传承，这涉及到如何“重估”（尼采语）它的价值。詹姆逊提倡“元评论”方法，这要求理论家返回文本的历史语境，通过探究它最初状况，来客观地评价它的历时性意义，《乐研》就是采用了“元评论”方法来评价《乐记》的现实价值。《乐研》分析了最初的文艺往往是音乐、诗歌和舞蹈三位一体的，这种综合是非自觉的、素朴的，即原初的“乐”包容着音乐、诗歌和舞蹈三种因素，后来这三种因素逐渐成长并最终各自独立为单独的学科。正是基于“元评论”这种探究，《乐研》批评了仅将《乐记》视作音乐美学这种狭隘界定，也不赞同脱离《乐记》的原旨而把它夸大为美学著作的做法，而作者则比较客观地将《乐记》界定为素朴的文艺美学理论。这种通过“元评论”所实现的重估，可以历时地评价此经典对今日文艺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价值也是如此评价得来：它是西方“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今至前世纪末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
其次，《乐研》使用了阐释学的眼光“再阐释”了《乐记》，丰富了《乐记》的内涵。如何再阐释经典呢？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乐研》就是借用西方阐释学的“视域融合”再阐释了《乐记》，将《乐记》由一个文本提升为一种文化图式，其中“礼中有乐”“乐中有礼”，并实现了“乐中礼外的和谐统一”。而为了更全面地阐释《乐记》，作者撷取了它的“大乐与天地同和”、“乐由中出”、“唯乐不可以为伪”、“君子乐得其道”等命题，放在中西文化视野中研究，结果激发出诸多“共同感”（康德语）来，如黑格尔说的“音乐必须表现的是单纯的内心活动”与《乐记·乐化》的“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达成了共鸣和交流。可以说，《乐研》这种再阐释方法既是对全球化的积极回应，因为它积极地借鉴了外来的理论，又是将《乐记》放置于全球化层面的大胆尝试，因为它努力地把《乐记》提升到全球化层面上，为其赋予了更大的阐释空间。因此要想再阐释经典，我们需要借助外来的理论和方法，需要使用新眼光，这样就会激发出新意义来，达成了对经典的再创造。像中国学者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无疑再创造着马克思思想，丰富着整体的马克思主义。
最后，《乐研》以“文艺伦理学”立场“再确立”了《乐记》的典范性。经典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作为一个典范，提供给人们以真善美方面的规范性，这使得过去、今日以及未来的人们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来提高修养、自识和品格。对于《乐记》，《乐研》使用了文艺伦理学来探究它的规范性，如在人格方面，《乐记》指出了君子能通过欣赏音乐来洞悉人生的真谛，“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即君子应该心怀天下、救世济民；在音乐品格方面，《乐记》强调音乐负载着道德观念，“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即音乐要彰显功德，来激励世人去奋斗；在终极关怀上，《乐记》认为音乐追求的是“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即音乐应该能够陶冶个体情操，洗涤社会风气，促进世界和平等。而今日流行音乐的品格让人不敢恭维，它的内容粗浅单调，难以负载思想和道德意义。而且它的视野狭隘，它只关注琐碎之事，而不去承受世界性问题，如战争与和平等，这也是中国的流行音乐乃至整体音乐都无法世界化的一个主要缘由。因此《乐研》既挖掘出《乐记》此经典的典范性，也为当下音乐的发展确立了某些规范性。
《礼记·乐记研究》，薛永武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6月，3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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