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游击队战士到“红色出版家”

    显然，这张照片中是会谈气氛最为热烈的时刻。意大利东方出版社是一家什么样的出版社？创办者是谁？它因为什么样的机缘能够获得毛泽东的接见？

    带着这些疑问，我用了几个周末分别走访了外文局曾经主管过对外合作的郭毓基、萧师铃以及国图公司杨杰、殳伟康等几位对外发行战线上的老同志，通过他们的讲述，一对意大利红色出版家夫妇的形象清晰起来。

    原来，玛丽亚·阿雷纳（Maria Arena）是一名曾经参加过反抗德国纳粹统治的意大利女游击队员，与丈夫雷吉斯参加过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加里波第旅的解放斗争，后来两人分别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玛丽亚毕业于罗马的中东远东学院（Ismeo）汉语专业，丈夫雷吉斯毕业于都灵大学。意大利获得独立后，他们在维也纳工作。雷吉斯在意大利的国际贸易发展委员会工作，玛丽亚·阿雷纳在维也纳期间，还出版了一本叫意大利人学习汉语的课本。

    玛丽亚·阿雷纳为什么在20世纪初的年代就学习中文？并且还编写中文教材？透过一些文献资料可知，意大利共产党成员中有一个重要派别，就是意大利的天主教，即这些意大利共产党人同时是天主教徒，而且还在党内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天主教自利玛窦开始，就建立了与中国友好往来的传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需要重新建立沟通的管道，或者说通过意大利共产党与中国重续历史传统，是意大利天主教的一个愿望。玛丽亚·阿雷纳出版汉语教材或许出自这样的动机。总之，到新中国去，成为玛丽亚·阿雷纳与丈夫雷吉斯心底的期待。

    1957年，玛丽亚·阿雷纳和丈夫雷吉斯终于如愿以偿，他们来到了中国，玛丽亚·阿雷纳先在北京大学教意大利语，后来担任外联部第七局的专家，她的丈夫雷吉斯则受聘中国的对外贸易部门工作，他们一直在中国生活了5年时间，直到1961年才回到意大利。

    在中国的五年时光里，他们全身心地感受着中国的巨大变化：大量工厂在建设，农村的生产力逐步得到恢复，同时也有农业合作社运动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等等。作为来自意大利的专家，他们能够自由地到中国的各地去参观、考察。用雷吉斯的话说“我们有机会访问该国的大部分地方，有的是高级会晤，并获得一些出版物和介绍资料，还能够参观城市、工厂、农业合作社、学校、医院……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巨大的经济复苏给人民带来了希望，这是中国人民日夜盼望的社会进步、生活幸福的希望。我们亲眼目睹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项伟大的运动。毛泽东克服困难迅速奔向繁荣和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普遍采取敌视策略，新中国的变化不能及时传播出去，而西方社会接触到的依然是美国、英国的一些通讯社刊登的一些不客观报道，还有一些消息是经过有意加工的。

    因此，1961年回到意大利的玛丽亚和雷吉斯，首先出版了一本介绍自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书。不久，夫妇二人决心创办一家介绍中国的出版社，意大利东方出版社就这样诞生了。玛丽亚主管内容、编辑以及翻译，雷吉斯负责出版社的行政、发行和经营，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们以东方出版社为中心，逐步吸收了一批意大利社会党左翼、天主教阶层、共产党左派成员加入进来，编辑、翻译以及作者队伍越来越强。他们召开一些研讨会，并派出记者到中国来调研、采访。意大利东方出版社成为新中国在欧洲一个重要的宣传窗口。1965年，他们又创办了季刊《东风》，专门翻译出版介绍新中国发展的报道、旅行记、调查报告等等，一直坚持到1979年，前后长达15年时间。1966年他们又创办了月刊《中国新闻》，专门刊登由格拉齐亚·凯尔基翻译的来自中国新华社的一些文章、报道，面向欧洲发行，一直坚持出版到1978年，前后长达12年。同时，意大利东方出版社兼任中国出版物在欧洲的代理和发行任务。

    理论水平、政治素养极高的玛丽亚亲自担任《东风》《中国新闻》的主编，用雷吉斯的话说：“玛丽亚是东方出版社的中心人物，是《东风》杂志的主编，她热爱自己的工作，与参加编写杂志的许多同志配合密切”，许多重要图书、文章以及报道都是玛丽亚首先选择并翻译出版的。

    在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之前，也有一些关于毛泽东的著作被零星地介绍到意大利。比如意大利罗马文化出版社曾在1951出版、意大利复兴出版社在1965年翻译再版《新民主主义论》，意大利团结出版社1956年翻译出版的意大利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后附《农业发展纲要》），1957年意大利罗马联合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但意大利东方出版社成立后，系统、针对性地出版了一些理论著作，并在意大利广为发行传播。比如在1963年最先翻译出版的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等10篇文章的合辑，很快又出版了中国与苏联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的单行本，如《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18种；1964年又翻译出版了合计12种；1965年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七种……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963年至1971年，由意大利东方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品种数量为43种，印刷发行总量超过10万册以上。

    对于东方出版社的活动情况，中国的《参考消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转载了一些报道。笔者在《参考消息》检索到了1966年6月7日的一篇文章，题为“意‘东方出版社之友协会’创办《方针》报”：

    【本刊讯】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之友协会”在今年五月创办《方针》报，该报出版说明摘要如下：

    自工人阶级的各传统党及与它们有联系的组织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时刻起，它们就在我国放弃介绍中国同志的思想和世界上一切信仰马列主义的同志的思想，“东方出版社”是唯一不断地、有系统地和认真地承担这一作用的出版社。

    到一九六六年四月，“东方出版社”已进行了三年的活动。在这期间，出版了三十五期有关当前政治的小册子和十二本有关毛泽东著作、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正在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丛书。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版了第一期季度性的杂志《东风》。

    意大利工人农民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持久的亲如手足的感情，我国人民对这个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敬佩，对中国在当代世界上一些重大问题所持的革命的政治观点的普遍兴趣，对数千年文化的向往，所有这一切使得“东方出版社”工作所得到的赞同、同情和支持的范围愈来愈大了。

    目前出版社拥有数千名读者、订户和支持人，他们散布在我国的各个角落。他们在各地聚会，建立了一百个左右的团体和小组，进行宣传活动和发行工作。

    ……

    有人埋怨，东方出版社之友的一些小组的一些消息太少了，太不正常了。

    更多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求这个协会成为在我国正在开展的革命的新文化的讨论的传声筒。

    正是基于这些要求，协会在今年一月三十日的会议上决定创办《方针》报，作为群众性文化的定期刊物，目的是介绍出版社的出版物，报道“东方出版社之友协会”的活动，刊登在我国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革新派所发表的文章和文件。

    由这篇报道可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以及发行活动情况。意大利东方出版社当时出版发行的图书，在政治观点上站在中国一边，站在今天的视角看这种观点有许多值得重新探讨的地方，但玛丽亚与雷吉斯所创办的东方出版社，在当时先是西方封锁中国、此后又受到前苏联制肘的历史背景下，代表中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同时又向西方普通读者客观地介绍了中国的变化。用雷吉斯的话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使中国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有欧洲那么大，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中国获得解放后，毛泽东的政策似乎是符合大家的心愿的，特别是青年人的，他们要求机构改革、政治方向改革、历史习惯发生改革。为此，毛泽东成了当时反对不公平、反对犯罪、反对贫困和反对苦难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大家渴望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著作，以便获得灵感和教育，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意大利东方出版社成为当时中国在欧洲最为信赖的渠道和窗口。

    1964年5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玛丽亚和雷吉斯夫妇，本文开头提到的照片就是这次会见的历史见证。1966年4月27日，玛丽亚和雷吉斯夫妇再次来访时，《人民日报》报道如下：

    新华社（1964年4月27日）电：应中国国际书店邀请，来我国进行访问的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一行四人，在团长玛丽亚·雷吉斯率领下，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有对外友协副会长罗俊、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阎百真、中国国际书店副经理曹健飞等。

    此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玛丽亚和雷吉斯夫妇还曾经两次来访，时任国际书店欧美部副主任的杨洁全程陪同玛丽亚并参观了上海、苏州以及河北的人民公社等地方。

    这位女游击队员，一生忠于中国事业的共产党员，曾经直言不讳地向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的蒯大富表达自己的看法，不同意文革期间一些过激做法。与玛丽亚长期保持友谊的杨洁女士，在谈起这位意大利老人时，至今仍充满钦佩之情。

    有趣的是，因为中国的关系，玛丽亚一家与曾经担任法国共产党的秘书长、后担任法共副主席的马基乔一家成为亲家。玛丽亚的儿子、儿媳在中国结婚后生活了一段时间，60年代后回欧洲定居。

    在70年代末，玛丽亚患上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无法再领导东方出版社的工作，而此时中国也全面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政治观点、理论主张发生了变化，《中国新闻》、《东方》等刊物也因为经费问题先后停止出版发行。1980、1981、1982年，杨洁曾经连续三年到罗马看望古稀之年的玛丽亚，老人的晚年生活十分清贫。杨洁依然记得，她曾经送给玛丽亚一件红色中式丝绸夹袄，对这件中国同仁赠送的礼物，老人视如珍宝，一直衣不离身，并穿着这件中式夹袄离开了人世。

    由游击队战士到红色出版家，从意大利到新中国，玛丽亚与雷吉斯夫妇的一生成为整个20世纪国际政治变迁的缩影，同时又打上了浓厚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传统的历史底色。文化传播的最高境界一定是对一种思想、价值观的高度认同，才具有水滴石穿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金钱、财富等物质驱动所无法比拟的。这或许是玛丽亚、雷吉斯夫妇用自己一生的实践留给当代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