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的帽子及其他

    目前，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尤其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充实自我在当下境遇中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渐趋提高，人的精神诉求日益高涨，客观上需要从悠久的文化矿藏中获得一些精神宝矿；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由于时代暌隔、文字障碍、文体差异，加上现代生活节奏的变化，要想充分了解传统文化继而继承发扬优良文化传统、丰富精神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情况下，大量传统文化普及性读物应运而生，客观上起到了丰富社会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素质的作用。一些书籍（如于丹《论语心得》）在短时期内竟然掀起一股经典著作热，甚至将这种浪潮带到国外，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事情。

    然而伴随着大量普及读物、学者文化普及活动出现的不只是喝彩和掌声，还有一些极为不和谐的声音，甚至上升到谩骂、殴打、起诉程度。精神层面的诉求与满足引发出社会性事件，神圣而美好的意愿却产生出如此怪胎，这实在是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反思涉及多方面的因素，诸如社会精神诉求、民族文化结构、精神产品接受者、出版社、电视台、报纸、当下的社会生存状态、深层社会矛盾……不过，从普及工作者的产品——普及读物来入手，无疑是值得思索的方面。按照美国康奈尔大学M.H.艾布拉姆斯教授《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的“作者-文本-读者”理论，文本（这里包括普及读物及讲话，尽管本文主要以纸质文本为个案）是链接作者与受众的媒介，介质的缺位当然不会引起信息传播，一切喝彩与詈骂均无从谈起。文本也涉及多方面的因素，这里笔者仅就其最基本的构成文字表述略表感想。

    管见所及，受欢迎的图书并不匮乏。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一直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成为中华书局的品牌图书。无论是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人员都爱不释手。在我读博士期间，业师开列阅读书目，将硕士、博士书目一并给每一个弟子，其中硕士生基本阅读书目里面就有这本书。不过从近年来大家的反响来看，图书普遍存在着很多方面的问题，以至于有“无错不成书”的流行。从“无巧不成书”到这个新流行语的出现，适足给人敲响警钟。比如标点符号误用、断句错误、错别字，语法错误，句子不通顺，生造词语，前后叙述逻辑混乱……诸如此类，不可胜数。报载有位较劲的学者针对一本不足五万字的畅销书进行挑错，结果挑出500多处他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其辨析文字竟然接近30万字，是原书规模的6倍。当然这些被挑出来的错误有些可能会有争议，比如标点问题，个人风格不同，就会出现不同标法，在不影响语意理解的情况下很难分出个你对我错。生造词汇问题，有些词不符合传统语法规范，但是生活中颇为流行。比如流行歌曲《牵手》中的“快乐着你的快乐”、“幸福着你的幸福”。不过话说回来，上述这些“错误”细心的读者只要稍作辨析，不大会影响文本阅读，人们依然可以从中获得较为准确的信息，——当然，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存在，阅读就会更加愉快，精神交流更加舒服。好比想吃可口水果，尽管外表不太好看，水果味道也略有些涩，但是不影响大局，吃了就罢了。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现象，虽然看上去没有任何语法错误，然而却提供了不实信息。好比吃苹果，人家递给你的却是橘子，可笑的是你吃完后还不知道是橘子。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下述例子是随机的，——一如公园里的花朵，我只是恰巧走某条道路，偶然地停留某处。花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特别的偏爱或厌恶，更不意味着它在花丛中的地位。而且，我的感觉不影响它的姿态，它依旧“美丽着它的美丽”。

    孔门十哲之一子路的端正帽子，是有名的事件，它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的礼仪文化和独有的民族精神，因而是人们乐于讲述的故事。这个事件《左传》和《史记》有相当差异甚至南辕北辙的记载。《左传·哀公十五年》（《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13~1814页）记载：

    卫孔圉（按：即孔文子）取大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浑良夫长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与之言曰：“苟使我入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与之盟。为请于伯姬。

    闰月，良夫与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与五人介，舆豭从之。迫孔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季子。召获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卫侯辄来奔。

    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季子曰：“是公孙也，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大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黡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193~2194页）载：

    初，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灵公太子蒉聩得过南子，惧诛出奔。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辄在。”于是卫立辄为君，是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蒉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蒉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攻出公。出公奔鲁，而蒉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蒉聩，蒉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蒉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蒉聩惧，乃下石乞、壶黡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蒉聩是卫灵公太子，孔悝的舅父，卫出公辄的父亲。《史记》记载了他何以流亡国外以及谋逆的原因。司马迁笔下没有记载蒉聩要挟孔悝的事，而子路要求杀孔悝也与理不通。他毕竟是孔悝的冢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按照今天的话就是吃人俸禄为人效劳的意思，所以《史记》记载有误。司马迁之前《左传》记载子路赴难就孔悝的事合乎情理。他说杀了孔悝，还得有下一位，如同“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因为孔悝是卫国大夫，实力派，一旦孔悝获得自由，蒉聩就无法登上王位。由此看来，子路一方面是救孔悝，另一方面是拯救乱局，反对叛乱。《左传》则详细记载了蒉聩如何重返卫国、逼迫外甥立盟的情形。两书对读，卫国这场叛乱以及子路殉难线索很清楚。卫灵公宠信南子，太子蒉聩被迫出走。卫灵公驾崩后蒉聩的儿子登基，这就是卫出公。卫出公在位十二年，一直禁止父亲入境。后来蒉聩迫使孔悝支持自己，将卫出公赶下王位。子路救难，遭到围击。混战中帽子上的缨子被划裂，从容地系上缨子，端正帽子，结果被剁成肉酱。

    这个事件，在一本书是这样叙述的：“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当时子路和另一个孔门弟子子羔，都在卫国执政大夫孔悝手下做邑宰。卫国有一个已经失位的太子蒯聩。他曾因图谋弑母未遂，逃亡在外十五年，此时买通了人混回国来，用五个全身甲胄的武士挟持孔悝，逼他立下盟约，登台宣布立自己为国君。子羔见势不妙，奔鲁国回到孔子身边去了。子路是个被孔子称赞过‘好勇’的人，性格刚强，为人正直，听到这个消息，不顾个人安危，排门直入公庭，扬言要焚台迫使蒯聩放下孔悝。”（王维提《衣冠古国：中国服饰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0页）《左传》称蒯聩为太子是从卫灵公的角度叙述的，在他的儿子继位十二年后仍然称太子，这会让人作何理解？该书还有一个细节，说子路排门而入。据上引两书记载，子路是因为使者出入而混进去的（《左传》是使者出，《史记》使者入）。

    我们且看另外一本书的叙述：“在蒯聩父子争国中，作为卫出公的执政，孔悝自然是站在卫出公一边的；孔悝的母亲则站在弟弟蒯聩一边，从而也使浑良夫站在了蒯聩一边。……子路当时正在卫国的一个城镇做地方官，子路一向崇尚忠勇，曾指责管仲不能随死于主人，反而叛主投敌为不仁。所以，当他听说发生政变时，便只身杀奔朝廷去救主，进了国都便与蒯聩的武士交战。”（刘正一《文学写真孔子全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

    这里叙述孔悝母亲的政治倾向显然与《左传》不符，应该是浑良夫因为得到了许诺，支持蒯聩，从而促使她转向。说子路作地方官也是空穴来风，一回来便与武士交战也与历史记载不符合。

    一本书这样说：“蒉聩和孔悝密谋推翻卫出公，他设计进入孔悝家里，跟孔悝收买的党徒发动叛乱袭击卫出公。”“他来到蒉聩处，正好蒉聩和孔悝都在台上。子路说：‘大王怎能任用孔悝这样卑鄙无耻的人？请准许我将他处死。’”（郑林、刘伟主编《〈史记〉新读》，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版，第703~704页）称蒉聩为大王显然不符合子路政治倾向，既然是“新读”，自然也沿袭了《史记》的错误，虽然这个“新读”并不是注释体。类似的错误不胜枚举，例如：“（子路）乃只身入城，临门朝蒯聩髙喊：‘太子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蒯聩不听。子路打算火攻。蒯聩惧，使人敌子路。”（姜厚粤《论语浅悟》，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09页）临门就高声喊似乎于理不合。

    子路的帽子还有这样的叙述：“在一次战斗中，子路受伤行将咽气。当他发现自己的帽子落在地上时，心里说：‘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漆小冬：《字说中国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缨子断了却被武断地认为是帽子掉在地上，连接缨子的叙述也没有照应。

    近年来子路扶正帽子这个事件的叙述，竟然有动机上救孔悝与杀孔悝、政治倾向上孔悝的主动与被迫、孔悝母亲的主动与被迫、子路入门的横冲直闯与浑水摸鱼、尊蒯聩为王与反对蒯聩、蒯聩称呼的混乱、子路帽子落地与否、子路何处呼喊……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除了对文化资源没有进行“集约经营”只是“粗放式生产”而外，还有一种凭空生造情况。某讲解中国传统礼仪知识的教材，在论述服饰礼仪的重要性时，声称引用了《礼记》中的话，“《礼记》说：‘礼仪之始，在于正衣冠。’‘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彭林《中华传统礼仪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后一处引文见《礼记·冠义》，原文是：“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虽然礼仪、礼义在古代有着明显区别，但是目前学者论述礼仪时一般是引原文而径直阐述礼仪，所以“礼义”写作“礼仪”虽然不妥，但也说得过去。只是前一个引用，却是不知从何而来，不见于《礼记》。让人费解的是，行文中对“礼仪”、“礼义”做了区分。

    古人有诗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表现了作者对文字的虔诚、严肃与执着。如果我们大多数文字写作者都能领会到这种精神，并且身体力行，那么，精神层面的交流就会在精神交流的场域内展开，一些怪异的现象也就难以出现，——毕竟文字工作者的原初动机是提供精神食粮，而不是精神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