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惊人“预言”

    近日翻阅赵晓岚女士新著《金戈铁马辛弃疾》，感慨颇多。细腻的讲述让人似觉时空倒转，回到了辛弃疾所生活的那个纷乱时代。会因目睹南宋朝廷一次次错失战机，一次次遗漏人才而摇头叹息；会为稼轩“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一次次受挫于南宋朝廷的庸人统治而悲愤不已。一些思绪始终萦绕心头，特别是辛弃疾的“预言”让人无法释怀。

    赵晓岚女士在书中讲解辛弃疾出知滁州这段经历时指出：辛弃疾在滁州不仅通过宽征薄赋、招商引资等措施繁荣了当地经济，而且还高度关注金国内部情况，加强军事戒备。在对所搜集的情报综合分析后，辛弃疾做出了“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的判断。

    翻检史料，我们可以知道辛弃疾这则预言见载于南宋景定年间谢枋得任江东转运司贡举考试官时所拟策问试题中：

    犹记乾道壬辰（1172年），辛幼安告君相：“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绍定验矣，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 

    谢枋得为辛弃疾预言之准而惊讶，为人才不被重用而悲叹。千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那段历史，仍会发现“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的预言实在准得惊人。

    南宋绍定七年（1234），宋蒙联军攻破蔡州城，逃亡此地的金哀宗完颜守绪已作了放弃的打算，无奈之下草草传位完颜承麟，之后自缢而死。但不幸的是完颜承麟没能突围，死于宋蒙联军的铁蹄之下，传衍百年的大金帝国也随之风流云散了。此时距谢枋得听得辛弃疾预言的乾道壬辰年刚好62年。宋蒙灭金看似洗刷了金灭北宋的耻辱，但仅一年，蒙古大军就对南宋发起了全面进攻，而南宋终究斗不过彪悍而一意征服宇内的蒙古大军。祥兴二年（1279）厓山海战中陆秀夫背着年仅8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终究也灭亡在曾经的“盟友”手上。

    辛弃疾为何能作出如此准确的预言？他关注到了金国内部的什么情况？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确切知晓，但从零星的材料中，我们仍能拼凑出一些线索。

    隆兴元年（1163）“符离兵败”后辛弃疾曾向朝廷进献《美芹十论》，认为南宋此次虽败，但金国灭亡却是不可逆转之势。“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虏并有之，欲不亡何待？”将亡国主要因素归结为民怨与宫廷斗争，金国恰好两项都占。分析民怨时，辛弃疾认为金国的横征暴敛已经到了“民不堪而叛”的程度。分析宫廷斗争时，辛弃疾认为金国内部上下猜防、斗争严重。10年前（1161年）完颜雍趁完颜亮侵宋时发动东京政变，完颜亮在军帐中被将领缢杀。这轰动一时的大事对辛弃疾影响颇大。《宋史》云：“金主亮死，中原豪杰并起，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完颜亮南侵之时，正是辛弃疾与金国决裂之际。那时，还没南归的辛弃疾在金国的土地上亲眼见到人民的怨愤在完颜亮动兵之时爆发，亲身感受到统治集团的矛盾在开战之后激化。我想这正是辛弃疾能做出“仇虏六十年必亡”判断的前提吧。

    不过“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的判断是不是指蒙古的崛起以及最后灭宋，其实很难坐实，因为此时北方的威胁并不只蒙古一股势力。完颜亮南侵时，金国内部除了东京政变外，耶律撒八等领导的契丹族起义也必然引起辛弃疾的注意。完颜亮南侵后急需兵源，西北路的契丹青壮年全在征兵范围内，这一决定瞬间激化了双方矛盾，各地契丹人纷纷起义，甚至攻占了原来作过辽国首都的临潢府。另一方面，逃亡漠北的辽国皇族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降服了高昌回鹘等政权，在中亚还很有些影响力，金世宗也曾担心“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相通”。可见契丹人对中原地区也有潜在的威胁。

    辛弃疾作出预言的乾道八年（1172年），蒙古各部仍处于分裂混战之中，实力并不太强。虽然南宋士人对蒙古人时常骚扰金国边境的事情有所耳闻，如乾道六年（1170）楼钥出使金国所写的《北行日录》中就有记载。但南宋士人与蒙古接触甚少，对蒙古的了解也可能模糊不清。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等奏议中也并未直接提及蒙古。所以“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可能只是笼统地指向北方各彪悍的少数民族政权，毕竟实力不强的南宋如果正面遭遇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只有做好“自治”、“屯田”等工作，南宋才有能力应对北方局势的变化，才能在北方诸胡的矛盾中寻找到收复中原的契机。

    不过北方局势的变化与蒙古的崛起都非常迅速。庆元三年（1197）出使金国的卫泾所写《奉使回奏事札子》已认为在蒙古的袭扰下金国已现“危亡之兆”。但恐“一弱虏灭，一强虏生，犹未足以喜也。”蒙古兴起的威胁才正式进入了高层的考虑范畴。不过忧虑意识毕竟敌不过发热的头脑，躁进的“开禧北伐”多年后仍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大幕，南宋政权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一语成谶的故事并不少见，北宋秦观的绝笔《好事近·梦中作》便常被看作一则死亡预言。当吟完“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荫下，了不知南北”后，秦学士便“笑逝而化”于“龙母”之乡——藤州。龙、藤的意象与死亡地点的隐秘的联系常使后人嗟呀。但这样的预言太过空灵。辛弃疾“仇虏六十年必亡，虏亡而中国之忧方大”的预言则如赵晓岚女士所讲，是在“对金国内部情况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的前提下做出的正确判断。不是缥缈的云雾，不是无根的浮萍。它显示的是辛弃疾过人的才能与洞察力，预言料中的是金、宋两国的命运。这样全局的眼光，如此正确的判断却犹如石沉大海，在南宋朝堂之上没击出半点涟漪。辛弃疾满怀壮志地南归，却犹如鹰入囚笼，羽翅终不得以伸展。辛弃疾的不幸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南宋朝廷的悲剧。历史犹如滔滔江水一去不返，但幸好有赵晓岚女士的《金戈铁马辛弃疾》带领我们回到江边，伫立良久，清凉的江风总会让燥热的头脑清醒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