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方》印象记

    我浸淫民国旧刊物三十余年，可是我喜旧不厌新，新中国的名牌杂志我也关注。我写的书《创刊号风景》，一时颇得好评。有位读者说我应该再写一本谈新杂志创刊号的书，这意见我一直记着呢。乍暖还寒，供暖却十五号准时停了。这几天在读新出炉的“Mook”《大方》，颇生好感，有话要说。

    记得1992年《时尚》创刊，定价10元，马上《北京青年报》就有文章惊呼《哇，好贵的杂志》。今天《大方》定价25元还是有读者在喊贵。我一直对书价有个评判标尺，那就是一本书的价钱占你收入的百分比。二十年前我的月收人是300元，一本《时尚》占去了三十分之一，当然得喊“哇”啦。现在我的月收入是3000元，一本《大方》仅占一百二十分之一，贵吗。常任侠教授一九五一年九月的薪水是1，111，500元（旧币），他买一本《新建设》花了3500元，买一本周作人译《狂言十番》6，000元，均只占收人的几百分之一。常教授一次给乞丐就是50，000元。学会换算，《大方》25元当然不贵了，看过内容之后，你还会感觉物超所值。

    鲁迅的好处，在于他的话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喜欢老书刊的某些封面，自有一副取舍的眼光，但是鲁迅说的更好：“这是一种期刊，封面上画着一个骑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怎么写》）如果让我给《大方》封面打分的话，我打八十五分，我还是微博里那句话“惊艳而未倾倒”。我最赞成的是文学杂志要把精彩作品的题目打在封面上，《大方》这么做了。我问过一本出版史料内容的杂志的编辑，你们杂志封面为什么留那么大片空白，搁上几篇文章目录不好么？这位编辑回答，你说搁谁不搁谁，总不能全搁吧？他说以前也搁过，有的作者就提意见为什么搁他不搁我。还有一种情形是搁了的话也有人争前恐后。这也许就是常见的“排名不分先后”或“按姓氏笔画排名”的苦衷吧。三四十年代刊物，周作人“永坐第一把交椅”，他的文章在目录页必是第一篇的位置，郭沫若不甚服气，为此施蛰存还讲过“争座位帖”的逸闻。

    好听的悦耳的朗朗上口的刊物名字大多是取两个字的。早先如鲁迅主办的《语丝》《莽原》《奔流》《萌芽》《海燕》，都让人能长久记忆。张爱玲投过稿的杂志也以两字的为多，譬如《天地》《万象》《杂志》《苦竹》《古今》《大家》《西风》。张爱玲四九前的两个单行本《流言》与《传奇》还是两个字的。香港六七十年代有“三大”文史掌故杂志，名《大人》《大成》《大华》。现在横空出世的《大方》也加入了进来，这说明取名的审美和思路，近一个世纪以来没有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

    《大方》的奇兵应属《三天两夜访谈村上春树》，算不算访谈的迪尼斯纪录，不能算，如果算的话，明天就会被“为破纪录而破纪录”的访谈所取代。前辈作家谢兴尧说一本文学杂志的框架最好是，前面摆沉重有份量的长文章，后面摆活泼轻松的掌故随笔。这种办刊理念和唱戏不同，名角不是压阵而是冲在最前头。一个人三天两夜都说多少话，大致能计算出来。有统计称普通人一分钟的语速是100到200汉字。那么一小时大约是一万上下，三天两夜不可能不停地说，满打满算，村上也就是说上三十万字了不得了。而实际《大方》卷面上的访谈不过十万字而已，也就是一个中篇的量。一个再快手的作家三天也写不了十万字，所以我觉得访谈是一种很好的创作模式（至少对于自传体而言），它能激发出作家很多在纸面上写不出来的感觉。《论语》我以为就可以视为孔子的访谈。一般而言，写作的状态是自言自语的状态，有些话没人问你自己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别人最想知道什么。访谈村上春树，有些细节村上自己不说的话我们即无从得知。譬如村上的作息起居，消遣癖好，写作秘诀，我们从这十万字里知道了许多，“一天只写十页，不超过十页，也不少于十页。”这是村上的节奏。已故作家邓云乡每天要求自己写二千字，二千字是五页标准四百字稿纸，村上的十页纸是四千字，区别在于村上是电脑写作，“我苹果电脑的两屏半相当于十页”。香港作家杜渐说他每晚必一字一字地看两个钟点的书。他们都是严于律己的作家。村上刻板地坚持“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早睡早起，每天跑十公里，坚持每天写十页，像个傻瓜似的”。早睡早起的作家不占多数，鲁迅不是“早睡早起”型的，鲁迅常熬夜，杂文写作哪容你起居有序呢。周作人属于早睡早起型的，也许正是这个好习惯（加上不抽烟）使他比哥哥多活了二十六年，如果没有红卫兵的迫害，还要活得更多。

    访谈的形式还可以看出一个作家的口才如何，口才不能从文章中看出来。我是把一个作家的口才看得与文才同等份量的。从村上的访谈来看，村上缺少口才最重要的元素——幽默，访谈中的“（笑）”都是村上自己的笑，并无感染我。电视时代，名星要出镜面对大众讲话，没口才哪行。美国总统竞选有一个很残酷的关卡，两位候选总统必须在电视转播前面对面的较量，能说会道者胜出的机率更高。《大方》中另一位超重量级作家是久负盛誉的周作人先生，他与我们隔着好几代，听说周作人说话声很小像老太太，声小口才定不佳。鲁迅口才应该是很好的，可惜没有留下录音，但是他在北师大操场演讲的照片在，要是很差的话，当有听众留下一言半语的。口若悬河，一舌如剑的作家，当世几无。周作人虽不善讲话，但是文章太会写了，《龙是什么》广征博引，堪称惊世佳作。我奇怪周作人的藏书当时抄没的抄没变卖的变卖，他手边哪来这么多的参考书啊，难不成真像止庵先生说的周作人全凭脑子记。我觉得有可能，他为《自由论坛晚报》等几家报纸写知识小品时，甚至居无定所，回到北京也是好长时间借宿尤家不敢回八道湾，不凭脑子的库存凭什么。

    据说电影导演里有几个写文章写得好的，什么陈凯歌，谢园，张艺谋啦。这回我们又领略了贾导樟柯的文采。《大方》压阵的即是贾导的《侯导，孝贤》，导演写导演，要看。贾导我在他的新书发布会见过一面，很安静，不属于滔滔不绝的热闹人。写侯孝贤这篇，显示了他刻画人物的才能，而且很有风趣的笔触。贾搭讪：“侯老师，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来的。”——侯诧异：“我教过你？”“北京电影学院的？呦，现在学生都可以出来看影展了？”我读《大方》，仅于此处有“笑纹”。还有两句也印象深刻：“往事如火惨烈，时光却诗意如烟。”“日子千篇一律，内心却四季轮回。”这两句可以凑成一联。那句法国人说的话贾导也用对了地方：“彼此沉默的时候，其实正有天使飞过。”我读贾导之文，如见侯导之人。

    我统计了《大方》的图片，约六十幅，有照相，也有手绘插图，更有周作人手迹一叶光彩炫目。止庵先生说我是靠“图文书”起家的，这话没什么贬意吧，图书，图书馆，图文并茂，图书阅览室，图都在书前面。我当然是很留心图片的，关注的程度不亚于对文章的挑剔。如果《大方》的图片和版式更上一层楼的话，更称我心，更合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