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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间，考取北大历史学系研究生并步入清代翰林研究领域以来，二十载光阴竟忽焉而过，虽碧水长流，青山不老，然人间俗界已跨越世纪，更始千年。曩日情景恍然如昨，历历在目，而当年少壮却年过半百，一脸沧桑。万语千言，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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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57年，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龄，皆在“十年动乱中”度过。堪称文化沙漠中的濒死幼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风摧日曝，奄奄一息。但幸运的是，在我二十岁时，春江水暖，高考恢复，使我们这些想读书的人终于有机会走上求学之路。进入大学后，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原来被尘封的各种书籍，几乎可用饥不择食来形容。就我个人而言，虽最早的专业是石油机械，但对文史似乎更感兴趣，也更具灵感，所以读了许多与专业无关的闲书，却又难免失之于杂，不成系统，且一目十行，不求甚解，一直未养成精读的习惯。但似乎为我日后改行学史埋下了伏笔，也打下了初基。
经过了十几年寻觅摸索，1991年，我居然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专攻清史。因备考时我是把《辞海》几个与历史相关分册的辞条逐一突击背诵，对知识点的掌握应属准确，所以考分很高。但入学后才发现，知识点背后的相关史料，我却几乎均未阅读，更不知出处。根据导师袁良义先生开具的必读书目清单，我开始逐一恶补，狼奔豕突，踉踉跄跄，如期拿到了硕士学位。为了读博，我未联系任何工作单位，背水一战，又将《大百科全书·历史卷》辞条逐一抢背，对王钟翰先生所著《三考》也尽量精研细读，终于侥幸考取博士研究生。平心而论，我应属于最能适应当今考试制度的那类人中的一份子，要是像过去研究生需要提交考生所撰论文和著述，我原本就不可能有机会入得此门。我是进门时仍一窍不通，进门后才仓促应对，边干边学、照猫画虎，歪打歪着的典型。
投到先生门下时，尽管我已是三十七岁的年龄，却尚未正式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未精读过一种古籍经典。但幸运之处在于，尽管是误打误撞，却撞进了大家之门，得到了名师指点，所以每思及此，总有幸运万分之感。
第一次上课，先生就问我，你读过几种经典？比如《四书五经》，哪一经熟悉些？我说大致都浏览过，但没有一经熟悉。先生正色谈道：要认真读，逐字逐句读。对于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而言，没有几部经典垫底，学问则摇摇欲坠，飘然无根，所以要下大功夫。《四书》中，要着重读《论语》和《孟子》，《中庸》和《大学》篇幅短，掌握要容易些。《五经》也很重要。在中国古代，文史哲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但就经典而言，也各有侧重。文学的源头在《诗经》，史学的源头在《尚书》和《春秋》，哲学的源头在《易经》，都要好好读。自此，一个伴随着“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身“反骨”的粗鄙之人，开始硬着头皮硬啃这些古籍，并从如坠五里云中到逐渐有所感悟。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当时已有史学硕士和博士生的虚衔，且自我感觉良好，但竟然一部经典皆未认真读过，真是羞愧汗颜。后来我经常想，当下，连史学博士居然都不用读经典，那经典到底丢给谁来读？在那些飘然无根的学问大行其道的当今时日，先生的教诲简直就是空谷足音、大雅不作。
就行事特点与写作风格而论，我们这一代人自幼耳濡目染，颇不乏红卫兵思维，造反派遗风，惟我独革，偏执狭隘；行文更是难脱文革语体，信口开河，豪情万丈，气冲霄汉，声嘶力竭。而最缺乏的无疑是自知之明、人文精神、学术滋养和谦逊美德。所以出产的“科研成果”和“高论”、“雄文”大都内容干瘪，空洞乏味，令人不忍卒读，却敝帚自珍，怡然自乐。记得1993年，我以研究生会主席的身份，曾参与策划并主持过“北大五四历史学术节”，自我感觉场面隆重，气氛热烈，自鸣得意，沾沾自喜。但会刚散场，周一良先生就半开玩笑地大声评价说，我怎么觉得有几分文革中群众大会的味道？搞得系主任何芳川先生、副系主任宋成有先生和我等面面相觑，哭笑不得。读博后，钟翰先生多次评价过我的习作，大有文革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之遗痕。的确，想想自己的写作基础，基本来自黑板报、决心书、批判稿等文革范式，尽管有几年的恶补，但童年的记忆最为清晰，熏陶最为浓烈。拼凑起来的知识积淀，纠其大宗无非是“红宝书”、《老三篇》和样板戏唱词，再有就是革命歌曲和重大社论授予我们的豪言壮语。经长期而强烈的反复刺激，皆存贮于腹，积淀于骨，烂熟于心，萦绕于怀，已达到倒背如流，至死难忘之境地。而其他种种，均属后来叠加，因基础薄弱，凹凸不平，所以整个知识结构显得杂乱无章，欲理还乱。自捧读经典之后，直返本原，重夯基础，方知何为真知，何为文化，越发因自己以往的浅薄与无知而羞愧不已。在此过程中，我的学术修养大有进步，写作水平也逐步提高，并开始陆续发表论文，出版著述，近几年，已不时能体味到“优游其中，物我两忘”的意境。同时，也对经典更加偏爱，越来越真切感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史学研究要进入状态，需要良好的记忆力和丰富的知识储备，有所谓“三五”标准一说，即应背诵（至少是熟知）五十篇古文，五百首古诗，五千个古人名及其主要事迹。前两个要求我基本已经达到，后一个要求实在太高，仅我倾力研究的清代翰林群体就有6000余人，如何记得过来？只因起步太晚，过了记忆的黄金年龄，再想记牢，恐也难遂夙愿。而以我个人浅见，欲思文章高妙，成语之运用必不可少。将成语词典熟览甚至精读，掌握其中大要，且用得恰到好处，乃提升行文水准的捷径。
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确在衰退，而另一方面，理解力却在缓慢增长。近几年来，我对原本感觉甚难，几度却步的《易经》开始大感兴趣，且渐有所悟。
孔子云：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的确，我在踏入五十岁门槛后，着实感受到读《易》带来的快乐。首先，古人与今人取向大异，或不求显赫于当世，但求将书稿“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或崇尚“微言大义”，断不会为赚取稿费而东拼西凑，胡言乱语。如两千年来学界《易经》作者之争，便是因古人无以著述而留名之欲，而成后人饶舌之资。但其哲理之深邃与价值之巨大，则堪称无量，令我辈叹为观止。
仅以《乾卦》之《卦辞》与《彖辞》为例，《卦辞》只有元亨利贞四字。但寓意深邃，浩阔无垠。四字即已表达出阳气（乾）在春夏秋冬四季周而复始的变化过程。元者，春天阳气之始生初萌；亨者，夏日阳气之通达盛畅；利者，金秋阳气之尽竭利物；贞者，严冬阳气之含藏守正。而彖者，断也；《彖辞》乃进一步解释卦辞之寓义。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除文字优美，文笔流畅，给读者有行云流水般审美享受外，区区五十七字所发散承载的文化含量之大，实难用文字来形容。试举几例。其中“大哉乾元”与“大明终始”，成为我国“大元”（1260-1368）、“大明”（1368-1644）两个朝代之名；大明、乾道、保合、太和、利贞、咸宁曾分别被用作年号。其中大明一次，乾道两次，保合一次，太和五次，利贞一次，咸宁两次。而就其含义而论，则更是立意高远，寓义精深。首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代表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始生之象；“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则表示夏季云雨润物之德、品物生长繁茂之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则象征金秋万物有成之获；“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代表隆冬万物守持正固，休整以待来年之势。“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则表示阳气周流不息，又将统领万物重新萌生，天地四方皆顺昌和美。实令人遐想无限，回味多多。
《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句，亦对我启发甚大，感触颇深。所谓大人者，有德有位之人也，即所谓当今所云之成功人士。天之大德在覆育万物，地之大德在承载众生，与天地合德，即爱护、包容、宽厚与利他；日月之德在光被四表，直驱阴暗，与日月合明即光明磊落、正直无曲；与四时合序，即遵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规律，做事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与鬼神合吉凶，即在面对各种机遇与变故时，准确判断，沉着冷静，从容应对，因势利导。前三句已给每个人之行为设定了框架，划出了底线，在不犯界的前提下，方可在具体机遇面前当机立断，有所作为。否则尽管用尽心机、其结局必凶也。就当今社会而言，“位”之蕴涵已非仅局限于爵位与官位，亦可有职位、岗位之指。任何一个有修养、有岗位者，读此训诫皆当有所启发，有所忌惮。否则尽管可有眼前之小得小吉，未来必有大失大凶之报也。
当然，做学问只读经典断不敷用，基础史料之阅读必不可少。其实阅读的过程，首先是涵养心性、渐入佳境之过程。《大学》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确，心如止水，而后入静而有定，方可安而虑，方可有所得。一切学术活动之必要前提与基本素质，在乎此也。由于文革将正常教学秩序打乱，致使我们这一代人中不甘沉沦者多有自学之习惯。钟翰先生也强调欲有大得，必赖自我鞭策，冥思苦想，方有感悟。我服膺孙诒让先生之名言：“师今人不若师古人，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学者自能得师。”经过多年磨练，我已能端坐案前而静虑，沉思终日而少语，且习惯于阅读一手史料，尤对稿本、抄本和影印本存有偏爱，黄卷青灯，神交古人，大美实难与外人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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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者，本业乃著书立说，而行文风格与水准，直接影响到著述的质量。钟翰先生秉承其导师邓之城先生家法，毕生不逾。邓先生曾祖乃二甲翰林、曾师从桐城派三祖姚鼐的清两广总督邓廷桢。因而承家学渊源且天资聪颖、功力深厚，对文字工夫要求甚严。钟翰先生得先师真传，对行文水准要求甚高，绝不满足于文从句顺，而是要行云流水。他对当今流行的行文风格表现出较强烈的不满与忧虑，多次提到要借鉴清代桐城派散文的行文风格。先生强调，邓师行文风格便是以桐城派为基础，经过自身摸索而形成。先生总结归纳为“采文言句式而慎用之、乎、者、也；史料力求准确可靠，立论力求精当公允，行文力求洗练流畅，结构力求紧凑合理，不用乖僻之字，不引艰深之典，不坠无谓之谈，不惜篇幅小短”。他强调，学者要自立于学林，就一定要逐步形成自己的行文风格与特色。谈及白话文体，先生在肯定其为当今潮流的同时，曾批评道：满纸“的”、“了”，实令人不忍卒读。先生要求，写文章要有炼句意识，逐字敲打，平仄亦当考虑，读之琅琅上口的奥妙在乎此也。关于节奏的掌握，先生认为以四字为一句最佳，因成语一般以四字为多，若用的恰当，可收事半功倍、画龙点睛之效。但也不能没有变化，不然则显得生硬刻板；要兼用三字、五字者，六七字一句偶尔也可用之，但过长则不美，有让读者喘不过气之嫌。先生援引桐城三祖姚鼐所提倡的“义理、考据、词章”等三方面为标准，并以当今学术话语予以阐释。认为“义理为思想性，即构筑理论之框架，属于哲学层面之精神关怀；考据即学术性，乃取舍史料之方法，属于史学层面之学术功力；词章即可读性，即结句行文之风格，属于文学层面之造诣水平。故而就现代史学而言，其根基不仅在史料之考据，哲学层面之义理当居首位，而文学层面之词章亦必不可少”。如此具体而明晰的指导，使我很快便茅塞顿开，行文水平大见长进。经过十几年摸索，我已撰就并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行文风格。饮水思源，皆先生指点迷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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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之价值在开创，我一直倾心于前人未曾涉足之领域，而不愿步人后尘。硕士导师袁良义先生在确定论文选题前曾点拨我道：“选题要有进一步扩展的余地，这样可与你今后的研究进行连接，不断累积叠加，以自成体系，开拓并占据一个领域。”我谨遵师命，近二十年来一直在翰林领域探究展拓，先从制度入手，复关注群体、再研究个案。且欲深入精准，不仅应对研究对象投入精力、更应投入感情，直至与研究对象融为一体，难解难分。翰林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身兼官员、学者、文人与雅士等多重身份。在研究过程中，我倾力效仿翰林前辈“官员之为国分忧、学者之著书立说、文人之赋诗填词、雅士之琴棋书画”的高远追求，不自觉中已产生出“翰林情结”，并以其传人与后身自命。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我一向以展示并光大翰林前辈之潜德幽光于当世为己任，已出版《清代翰林院制度》、《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等两部专著，分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和“黑龙江省优秀图书奖”二等奖，且先后发表有关翰林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和文章四十余篇，并从中精选三十余篇结集为《百年沧桑话翰林》新近出版，至此具三足而立鼎，已牢牢占据本领域而无失守之忧。
我原本最喜古诗词，亦好写散文随笔。而当今之学术评价体系，除论文外皆不算成果，致使不少学人无暇亦无意顾及学术论文之外的领域。我对此不以为然，一直在研究之余不失所好，为多种报刊杂志投稿。文章价值，在于史论结合。有史无论，仅为史料；有论无史，空疏妄议也。而兼具文采、发挥有致、论从史出、提炼升华，乃为建树，世人钦之。我向往司马迁老前辈《史记》笔法，尤其文后之“太史公曰”，往往言简意赅，收点睛之效。钟翰先生也认为文章之价值不在长短，而在于有所发明，以启迪读者，播惠后人。我念念不忘，勤而行之，而渐有所获。在《汉语“中国”一词由来考》中，我提出“‘中国’既有地域之定位，又有文化之传承，同时兼有正统之含义”之观点；在《文史哲相互关系之浅析》中，我做出“哲学最为关注生与死，史学最当记述哀与荣，文学最宜抒发爱与恨”之归纳；在《儒释道相互关系之思考》中，我有“通观儒释道三教，似可得出如下判断：就个性而论，强者尊儒，智者信道，慧者崇佛。而一般情况下，对于人之一生而言，儒释道又可代表三种境界。血气方刚时，欲建功立业，一般都会以儒家信条为圭臬，发奋进取，自强不息；而遭遇挫折之后，气焰收敛，甚至心灰意懒，开始理解道家学说之可贵，逐渐重视修身养性，享受生命，以弥补失意的痛苦；而屡遭打击、万念俱灰之后，则往往避入空门，焚香吃斋，参禅打坐，体味万事皆空的境界，借以安慰自己创伤累累的心灵”之断语；在《“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中，我发现并运用中华正史《南齐书·顾欢传》“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之史料，得出“民族”一词非舶来，为中华固有名词之结论。我受翰林前辈在中国专制社会举世无匹的黑暗中懂得困而修德、涵养心性之启发，对作为传统精华载体的“琴棋书画、梅兰竹菊、松荷酒茶、剑玉扇镜”等数十个文化点予以归纳展示，其中不乏自鸣得意之句。2008年，我展示的上述文化点中的二十篇被中华书局结集推出，名《品物记：重温古人的优雅生活》。封面上我所作七言诗中有“东篱菊前一觚酒，西窗竹下几盏茶；夏日荷塘邀弈客，冬日梅林伴书家”之句，尽管大有推敲润正之余地，却被网上读者广泛引用，亦一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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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大禹谟》云：“满招损，谦受益。”诚金玉之言也。虚心而戒焦躁，是学者应具之美德。但所谓“满”断不可与自信自强混为一谈，而“谦”亦绝非柔声细语，唯唯诺诺，若某学者营营一生而无所创获，仅靠“谦谦君子”之低调而徒领资俸、空耗光阴，则绝非虚心，而是心虚。我一向自信，并由衷庆幸选定中国古史专业，而有幸遨游于因无数先哲前贤口传心授、呕心沥血才得以绵延不断的精神长河；我真心热爱着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我由衷感激诸位良师益友传授给我的治学之道和做人之本，这笔精神财富足以使我安身立命而有所恃也。佛家讲求自度亦度他，利己且利人。金代诗人元好问有诗云：“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意思是写成好诗，可任人欣赏，而创作奥秘，则不可传于他人。对于资源共享、思维开放的当今时代而言，此种理念已明显老旧，不合时宜。学者之成败在于成果价值，文人之快乐在于社会认可。对于人的一生而言，二十年几占三分之一，可谓不短。为千虑一得而沾沾自喜，也在情理之中。但扪心自问，经常顾影自怜。我经常为无知而震撼，亦为愚钝而懊恼。我们这一代学人，只能起过渡作用，真正的学术大家，应在下一代后生中涌现。我真诚且热切地希望后来者居上，尽快超越我们，而读经典、悟三昧，打实基础、不自满假；善于思考，选好领域；勤于动笔，字斟句酌，即为学术研究的数枚金针，度与同人，有益无害。记得读博时，曾填得《沁园春》一首，今录于兹，以作为本文之结束：
丝絮轻飏，杜宇浅唱，日上东厢。看垂杨俯首，风拂秀髪；娇花欲语，露浸罗裳。坦荡通衢，俨然楼宇，一水潺潺绕曲墙。徜徉久，对良辰美景，无限思量。
书山学海风光，令无数先哲若痴狂。想匡衡车胤，囊萤凿壁；苏秦孙敬，刺股悬梁。警枕君实，划粥小范，右军墨池万古香。今安在，作疏星朗月，映我寒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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