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圆明园

    一个故事

    2000年，一个法国人再次来到北京——1979年第一次来华他就喜欢上了这座首都城市。在对颐和园进行例行参观时，他突然想到了近在咫尺的圆明园。那天恰恰是10月18日，圆明园被焚毁的纪念日。秋天的景致十分怡人，但他从圆明园遗址出来时，心里却充满悲伤。多年后，他说：“亲眼看到英法联军这些自诩为文明人的欧洲人在这个享有世界性非凡美誉的地方犯下可耻罪行的一片废墟，作为一个法国人，我感到万分羞愧。”

    回国后，这位曾在法国索邦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学者特意去了巴黎两家专营中国内容书籍的书店，询问是否有专门讲述圆明园罹难历史的图书。可是，没有，法文和英文的都没有。于是他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写一本呢？”

    2003年，他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在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立即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费加罗报》、《巴黎人报》、《欧洲时报》等报刊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众多媒体竞相报道。该书法文版至今已再版3次，累计发行2万多册，今年秋季还将再出第四版。这位了不起的法国作家、历史学家，名叫伯纳·布里赛。

    布里赛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150多种资料，都是当年英法联军的战争亲历者（身份包括将军、外交官、指挥官、随军医生、牧师、翻译、士兵等）的口述、战场日记、亲笔回忆录等。2005年9月，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译本出版座谈会上，布里赛提出，愿意将这些资料译成中文提供给中国学者。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负责出版中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徐忠良的高度认同。5年后，已经调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工作的徐忠良，将这个未完成的项目和中法学者的心愿带到了中西书局，并得到了圆明园管理处和陈名杰主任的经费支持。

    现在，“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第一批成果14种已经在2010年末推出，以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13种回忆录，其中英军5部，法军8部，作者包括法军统帅蒙托邦、法国全权特使葛罗、英法联军统帅格兰特、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等英法联军关键人物。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风土人情等多个方面，外加枫丹白露城堡博物馆馆长和法国相关研究学者整理的《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一本，总篇幅300多万字，还原了许多不为国人所知的历史细节，其中13种是在国内首次翻译出版。译丛的翻译出版，引起了学术界、出版界和国际国内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广泛关注，报道、评论不断。

    据悉，同样来源于英法联军将官的战争亲历回忆录的第二批10种图书还在翻译和制作过程中，年内便能与读者见面。第三批6-8种回忆录也已经开始组织翻译。到2012年，译丛将以30余种的整体规模收宫。今年6月，中西书局、圆明园管理处将联手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历史学会，在上海举行“圆明园劫难记忆——域外史料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对译丛开展严整的学术研讨。

    一套图书

    徐忠良介绍说，这套丛书的翻译难度极大。英法联军来华远征，途经大西洋、印度洋，进入南海、东海、黄海、渤海，先后登陆香港、广州、舟山、上海、青岛、大连、天津，最后进入北京，记载中大量的人名、地名，包括一些已经消失的地名，必须通过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各种历史地图册和工具书，尽量核实还原。回忆录中引用了不少已被译成英法文的清朝官方文书、奏章谕旨等，译丛当然最好是能找到中文原文，或重新译成合适的中文，需要借助《筹办夷务始末》、《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料汇编》、《圆明园》档案等国内资料。

    为了做好这套书，中西书局精心物色专家，如法国骑士勋章获得者、浙江大学历史系法国史专家郑德弟教授、著名翻译家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复旦大学英语系博士导师汪洪章教授、浙江大学英语系沈弘教授、大连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王大智教授、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应远马副教授、文化部外联局翻译王眉和王道成教授等，负责翻译、审核译稿，还专门引进了1名法语编辑。在整个翻译团队和编辑审稿团队付出诸多艰辛努力和无数心血之后，使得国内首次大规模、成系列译介西方文献记载的圆明园劫难回忆录，能够以精致和专业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徐忠良本人也是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圆明园》学刊编委，他介绍说，我国比较重要的圆明园历史研究专家，大致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清华大学建筑系郭黛姮教授、圆明园管理处的原副主任张恩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开玺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茅海建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阙维民教授等。但总的来说有点分散，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团队。

    当年，火烧圆明园的消息一传到热河，咸丰当即吐血。朱批六个颤抖的大字：“览奏曷胜愤怒！”而今天，圆明园藏品归国、重修圆明园、兽首拍卖等事件每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议，可见此事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影响都很大。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相关研究都很少。这是因为这次行动并不光彩，甚至是一种耻辱。英法宁愿选择遗忘这段悲伤的殖民史（布里赛观点）。而国内对圆明园研究非常薄弱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料的缺乏（王道成观点）。火烧圆明园之后，中国人没留下多少文字记载，加起来可能也就三四万字的样子，而且分散在一些公文奏折和私人日记、游记、杂感里，如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以及王闿运《圆明园词》等，不仅资料少，不详细，而且很多未必真实可靠。

    上世纪三十年代，国立北平历史研究所成立后，曾号召大家研究圆明园历史并收集相关文物，翻译外国的相关资料，也有过利用样式雷图谱重修圆明园的动议，但都没有下文。可以说，直到1980年前，中国都谈不上有对圆明园大劫难的研究和资料搜集。1980年10月18日，在圆明园罹劫120周年纪念会上，宋庆龄发起《研究、保护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并得到了1500多名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签名。从此，圆明园的相关历史研究才引起重视。

    但长期以来，国内学者研究这一段历史，只能依靠有限的中文资料，以及欧阳采薇译的《西书中关于焚毁圆明园纪事》等少数几种介绍性译文。资料缺乏，相关历史研究成了无源之水，对八里桥之役和火烧圆明园等很多细节认识都不清楚，错误更是在所难免，甚至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误以为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破坏的。

    王道成在写作《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一书时，就深切感觉到利用外国资料的重要和困难。所以他对这套译丛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

    法军统帅蒙托邦是联军的核心人物之一，1860年9月21日指挥著名的“八里桥战役”，以少胜多，以几千联军参战，仅12人阵亡的代价，全歼僧格林沁的3万蒙古铁骑，摧毁了中国当时最精锐的国家部队。蒙托邦因此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他一直想将“这次远征”记录下来，并非常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回忆录的出版，但是他在中国的行为在法国国内毁誉参半，使得他的儿子直到他1889年去世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出版，结果《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直到写作完成70年后的1932年才付梓刊行。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葛罗男爵在67岁高龄时，被任命为法国的全权代表，不情愿地随远征军前往中国，跟他的英国同僚额尔金勋爵相比，他是温和友好的，跟恭亲王奕的关系也相当融洽。法国的黄皮书相当于英国的蓝皮书，他的《黄皮书日记》汇集了大量当年的外交事务公函往来，涉及中法两国在1860年间的谈判细节。

    大家都承认，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是本次远征的实际领袖，被认为生性好战，态度强硬傲慢。他写日记每日不辍，同时用电报形式发给其夫人，他的书信和日记选里，记录了当时的事态发展和他的真实看法。

    回到法国后，蒙托邦因为法军的恶劣行径而遭到舆论界的谴责，他的盟军战友、英国司令官格兰特却在伦敦受到热烈欢迎，他的私人日记选在1875年出版，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场“不太为人所知的战争纪实和我们的军队所取得的鲜为人知的胜利”。

    在日本，巴夏礼被认为对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有巨大贡献，而在中国，他因为主张用毫不妥协的铁血手段保障条约权利而成为强权外交官，也受过中国式的牢狱之灾，《巴夏礼在中国》是他的传记、英国对东方外交方针的读本，还是中国风土人情记录大全。

    英法远征没有海军的协助是不可能实现的，海军上尉帕吕的《远征中国纪行》汇集了英法两国海军军制等详细资料，并将远征军事活动的功劳全部归于海军，对法国陆军评价很低。他在法国以爱国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著称。

    与杜潘中校（即瓦兰·保罗的化名）在《远征中国》里对劫掠圆明园毫无愧疚之心不同，贝齐亚上尉在《中国之役：1859-1861》里，用一种跟多数盟军战友都不同的口吻，首次使用“劫掠”一词将联军对圆明园的所作所为定性为犯罪行为。

    随军牧师麦吉的《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尽量多地描述而不下断语，而且避开了引起争议的一些内容，更多地记录天津甜品店主的英法语发音、小脚和女性生活、怎么跟中国商人讨价还价之类的“小事”。随军医官阿尔芒的《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则从科学家的角度描述了东方的异国世界。

    总之，译丛不仅提供了很多历史细节，而且能让读者看到不同当事人的不同性格，以及在记录历史时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它们都在讲述同一段历史，但同时，每一本书，也有它自己的视角。

    一些细节、真相和观点

    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会忽略和遗失很多细节，而细节恰恰是找到历史真相的面包屑。译丛的出版，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细节、真相和前所未有的历史观察视角与观点。

    例如，长期以来，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给联军带路找到圆明园的是龚自珍的儿子龚橙。其实当时就有王韬表示质疑，说联军进京时龚橙根本就不在北京。而且，龚橙当时是英国驻上海领事威妥玛的翻译，威妥玛是主张并负责跟清政府谈判的。现在的史料证明，分头行动的联军先后到达圆明园时，根本就没人带路，10月6日，英国人迷路了，在黄寺住下，而法军因为踏上专用御道，顺利到达圆明园，率先开始抢劫。可是直到今天，“百度百科”里仍然持龚橙带路说。王道成分析说，因为龚橙性格激烈，他自号“半伦”，因为在君臣父子等传统“五伦”中，他只遵守一条：对老婆好。龚半伦的放浪狂傲可见一斑。这些反叛思想和言行招致不满，所以当时人会给他泼脏水。

    又比如联军侵入北京并非必然，事实上，他们打下天津后，多数人都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后来是谈判方面的冲突和不谐才导致战火再起并升级的。他们打击中国政府，又很担心摧毁中国政府，导致中国大乱，从而失去谈判对手，所以他们会帮助中国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各种暴乱。因此，当忠王李秀成的太平军从苏州、湖州进攻上海时，联军从天津前线调派1500多人的部队回防上海。他们行军中的军需补给，很多靠的是向当地平民购买，他们强调区分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尽量不扰民。对于洗劫和焚烧圆明园，到底是该谴责的罪行还是光荣的胜利，在英法两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大家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圆明园劫难的历史细节在当时就有不同说法，王闿运说“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记载的是海淀的满人、“奸民”、“旗人土匪”乘乱抢劫，“闻夷人仅焚园外官民房”，有的却指定是联军洗劫圆明园。而现在我们知道了，当时的真相是这样的，英法两国在进入北京城后走散了，英国人迷路了，并驻扎下来，而法国人率先进入圆明园并开始抢劫，虽然蒙托邦下令禁止，但没有效果。

    洗劫圆明园后，联军成立战利品分配委员会，英法各3个人组成。他们是在北京分配完“战利品”后再回国的。《译丛》中关于有些文物被分配给谁、带到哪个国家、在哪里拍卖、哪个人拍走等多有相当详尽的记载。

    至于火烧圆明园的真正原因，以前的历史教材中曾说是为了掩饰掠劫珍宝的罪行，但从回忆录来看，大部分亲历者都将自己当做胜利者，毫不掩饰瓜分珍宝时“胜利的喜悦”。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僧格林沁对三十多名手举白旗投降的英法士兵的无情虐待和使用酷刑，并导致部分人质死亡。这个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完全正常的行为，在西方和联军看来，却是严重违反人道、人性的暴行，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对其上司：中国皇帝进行严重报复。另外也是为了逼钦差大臣奕出来谈判。北京冬天寒冷，为了避免重蹈拿破仑进攻俄国败于寒冬的覆辙，联军战争的既定计划是11月1日必须结束战争，离开中国。可联军进入北京多日，奕10月15日还不露面，于是临时起意，16日决定放火，但两军意见不统一，英军主张烧圆明园，法军反对，主张改烧紫禁城皇宫。最后于18日，格兰特和额尔金下令火烧圆明园，执行任务的是英军第一师米启尔中将所部3000多人。因为蒙托邦和葛罗的反对，法军并没有参与火烧圆明园的行动。而“圆明园之火大大促进了谈判的进程”。关于虐待战俘导致英军焚毁圆明园的说法，是强盗自述，也为我们观察、分析、研究导致焚毁圆明园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从译丛里能看出英军和法军的很多不同，军事上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和妥协。在抢劫方式上，法国是杂乱的各自为阵，英国是有组织有系统地缴获战利品。在谈判桌上，和英国签订北京条约时的气氛要紧张得多，毕竟整个行动以英国为主导，他们也更强硬。中国的生意人更欢迎英国人，因为“约翰牛身上的银元更多，也更舍得花钱”，而法国人知道将150银元的货物直接还价到10银元。

    这次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但也对中国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成为了中国发展方向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清政府开始明白，不能再用旧方法统治下去了，于是有了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这是对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直接回应。条约签订后，联军便迅速撤出北京，恭亲王等人都大感意外，对“夷人”的“信义”刮目相看。他在名为《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的奏折中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其性，自图振兴。” 

    王道成老先生沉痛地说，很可惜，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都是被迫的，很少有统治者主动这么做，中国自古就说，利不百不变法。清政府尤其讲究祖制，所谓“敬天，法祖，勤政，亲贤”。敏感的政治家总是少数，在改革问题上的被动消极往往导致错过历史时机。

    一个祝愿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为译丛作序，一开始就说，“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记忆责任，记忆的内容不是耻辱或者仇恨，而是历史真相。还有关于人类的友好与和平的期盼，关于国家发展强大的祝福。正如布里赛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假如英法联军的‘远征’根本没有发生，从而使本书失去存在的理由，那该多好啊！” （本报记者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