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的小说是世俗的产物

    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儿童时代》杂志社的编辑，王安忆和上海南市区的一所学校建立了联系。就是那时，她从上海地方的掌故里看到有一种叫“顾绣”的特产。描述的笔墨不多，细心的王安忆注意到，女眷们的针黹，后来竟成为维持家道的生计。

    这里面藏着多少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十几年后，王安忆和当时的许多作家一样挂职体验生活，她担任上海老城区南市区文化局局长助理。

    她放不下对老城区的那份浓浓的兴趣。可是在文化局，王安忆只待了两个半天。她不喜欢上班，不太喜欢和人打交道，也许恰恰是这种多少有些自闭的性格，成就了她今天的《天香》。

    从明嘉靖38年一直写到历史大人物徐光启、董其昌、海瑞等一一过场，再至明朝灭亡，这一回，王安忆完全脱离了个人经历的时代和经验，一直追溯到明代的上海，所写的却仍然是上海的市井生活。从《骄傲的皮匠》、《富萍》这样富有生活经验的写作到完全依赖于想象，王安忆会遭遇怎样的挑战？3月初，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王安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读书报：很多人在读《天香》时，感觉有些红楼梦的气象。小说中涉及到大量知识，包括园林建筑、美食、刺绣、书画，民俗等等，在写作时，你心里有什么既定的目标吗？要把《天香》写成怎样的一部作品？

    王安忆：小说就是日常生活的面貌。上海有一种“顾绣”，但是关于绣的来历，史料很少，只有流传的各种掌故。《天香》基本是这个线索：绣本是从民间来，经诗书熏染，成为精致成熟的高雅艺术，然后又流向民间。我是为绣找一个环境，线索清晰简单。

    读书报：从小绸、希昭到蕙兰，《天香》中的女性人物，命运都很不幸，甚至有些凄凉。如此设计她们的命运，是有意的吗？

    王安忆：这里有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把绣带到上流社会的闵；一个是使绣的技艺达到顶峰的希昭；一个是这家的闺女蕙兰嫁到市井人家，教授天香园绣法。线索有了，故事就有了。小说里每个女性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写作时有乐趣的地方，这种乐趣推动我写下去。这里面不单纯是技艺的介绍，和女性手艺有关，更和命运有关，我不是写绣艺，是写绣心，她们的境遇、感情是我书写的对象。史料里这个人家败落，靠女性绣花养活，那我们就会思考男性怎么了？把家败成这样子？我要做的是，把这条线索充实，变成生活的状态。 

    读书报：写作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哪方面？

    王安忆：主要还是写作，想象力方面。因为涉及我不熟悉的时代，“顾绣”产生于晚明，我必须去了解那个时代。小说虽然是虚构，可它是在假定的真实性下发生，尤其是我这样的写实派，还是要尊重现实的限制。过去的作品中，只有《长恨歌》第一卷是脱离我的经验范围的，如果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很难去想象。《天香》所要描写的，和我自己生活经历很远，所以我落笔很慎重，尽量不让自己受挫，受挫就等于劳动白费，自信心会下降。长时间写作特别需要自信，所以我非常谨慎。

    读书报：虽然你曾表达过写作是为了心灵的需要，但从《天香》看，似乎可读性更强了。你有这方面的意识吗？还是一种不自觉的变化？

    王安忆：写《长恨歌》时，我已经开始注重叙述的趣味性，至少想要这么做。90年代初的写作，那时还年轻，喜欢实验性的写作，喜欢炫技，好像怎么样难倒读者是我的任务一样。小说就是讲故事。我蛮注意情节，不能在戏剧性上有大的起伏，就要在细节和语言上下功夫。《天香》对我来说有一点挑战，离我那么远，都是无中生有的人，一开始蛮茫然。我就写性格，任何时代人物性格差不多。这么一想就踏实了。

    读书报：《天香》出场的人物众多，你是如何把握他们的走向和命运？

    王安忆：从某种方面讲，天香园里的申家男人没有太大上进心，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性格，那些女性也不会崛起。申家男人其实非常可爱，这里可能有我对男性的价值取向。在我的小说里，故事的行进就是男主角不断退场的过程。为了把故事聚集在女人身上，我必须把这大宅子的男人慢慢打发掉，这样女性的光辉形象才能起来。

    读书报：你笔下的人物，名字都意韵深长。在《天香》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字，是如何确定的？

    王安忆：我起名字很用心，有一些名字，和原始材料有关。比如说小绸，我就想这个人总是要和织物有关。镇海媳妇根本就没有名字。名字太多会打架，名字不顺口也不行。一般名字有三个字，凭什么这两个字在一起，需要斟酌。比如戥子，我起初取名叫“荸荠”，也为了应《诗经》中“国风”那一派，可又觉得不对，她应是市井中人，就要给她换个名字，必是个器物，经过文明进化了的。苦恼了好一阵，翻完一本中国谜语大全，专拣打用物的看，最后定了“戥子”，名字对路了，人的命运就显现了轮廓。

    读书报：写了这么多年，您的写作技巧大概已算得炉火纯青，但是这样一来写作难免会带上些职业色彩，掩盖创作本来饱满的情感。你是如何把握的？

    王安忆：职业化对中国作家是很大的挑战，耐心回想一下，80年代这批作家，热情饱满走向文坛，写着写着不写了，正是由于“职业化”。我的写作经验不丰富，一上来写作就必须处理技巧的问题，这样反而能使我适应职业化的写作。

    文学创作最可贵的东西是情感饱满。美国的一些作家，一看都是写作班里训练出来的，技巧圆熟。就作家的命运来讲，真正的作家不仅靠感性支撑，还需要理性。小说不能太深刻——当然需要深刻的思想，也需要对日常生活的兴趣。我的小说是世俗的产物。

    读书报：在50年代出生的这些作家中，很多人农村经历的苦难成为自己创作资源的宝库，更有一批人成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但是在您的写作中，似乎并不留恋农村的记忆，甚至没再回到自己插队的地方。什么原因呢？

    王安忆：还是和具体生活有关。我在农村待的时间短，也不愉快。我是一个人待在一户人家，没有和别的知青生活在一起，和知青文学有距离。我对农村的生活，还是写了一些，写的非常少。

    读书报：在同时代前行的很多作家中，不乏有才华有生活的人，但是很多人写小说的兴趣转移了，你如何看待作家写作持续性的问题？

    王安忆：我是和文字有亲近感的人，喜欢阅读，喜欢写作，这些都是和语言有关的。写作能得心应手，并且在其中找到了乐趣。如果老是做不到，老是受挫，可能就把写作搁下了。我就是比较简单，没有别的才能，不太会合作。写小说是自己可以作主的事情。

    读书报：说到语言，我觉得您的语言是特别纯洁、干净。

    王安忆：我喜欢纯洁的文字，对语言有自己的审美标准。语言首先要有表现力，也不要太冷僻，就是普通的语言，像冯梦龙编辑整理的民歌集《挂枝儿》，整理后很文雅。我的语言有好几个阶段，有泥沙俱下的阶段，也有寻求简洁的阶段，《长恨歌》中的语言太华丽，繁复得不得了，这种华丽在《伤心太平洋》达到一种极致，这也和心境有关。年轻的时候想表达的东西特别多，来不及涌出来，喜欢堆砌，背后还有一点对事情的表达和把握不够准确。我的语言真正成熟表现在《富萍》。《富萍》是平白的、干净的语言的开始，会斟酌、寻找合适的表达。小说就是从你写第一句开始，进入一种命运。《长恨歌》以后，我的语言有所进步。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评论与写作的关系，从专业角度讲，您觉得评论家们真正读懂您的作品了吗？对评论如何看待？

    王安忆：我很怀念80年代，评论家对阅读充满热情，先看小说再评，现在的评论变成两种，一种和媒体合谋，根本不屑于当代小说，很难有认真的评论出来；一种是侧重对大文化概念的评价，不是针对具体文学作品。

    读书报：你很早就表达过自己写小说的理想，那就是：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不要特殊性。现在看，你觉得自己达到写小说的理想了吗？写作《天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王安忆：还没达到，需要再努力。《天香》里，我自己觉得第三卷最好看，写的时候几近左右逢源，说服申家绣阁里的人，同时也是说服我自己，极有挑战性，自己和自己对决，过了一重难关又遇一重难关，小说最原初又是最本质的属性出来了，就是讲故事，把故事讲得好听。情节本身在向你讨要理由，你必须给出来，含糊不得。

    读书报：复旦大学中文系国内首开“文学写作专业”硕士点，你认为写作教得出来吗？作家有办法培养吗？

    王安忆：作家不能教，和才能有关系，学府生活对成为怎样的人有很大关系。我很遗憾自己没读过大学。后来从农村回到上海，怕读了大学分出去。母亲说什么大学不大学，不离开上海就行。我自己也这么觉得。读大学关系到你是怎样一个人。不是说人有等级之分，高贵的气质需要相对封闭的环境。

    蛮令人安慰的是，我带的研究生大都直接升博士生了。我希望他们都直博，只要有这样的想法，我都积极引导支持他们。读书就是读书，工作的事早晚都会有。令人遗憾的是，越是优秀的孩子越是不搞文学，可能是因为文学太不实用了。有一个学生，从我写作课上毕业的，喜欢写作，在上海做编辑。但是能否留下来有很大问题，因为靠写作养活不了自己。

    读书报：在复旦大学教书，这种生活对自己的创作有何影响？

    王安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喜欢教书。当时校方还给了特殊的政策，因为我学历不够。我是对理论有兴趣的人。我是生活经验不丰富，靠材料支撑的作家，材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限制。所以写什么对我来说很重要。吞噬、消耗那么多材料，反过来会刺激你，让你在绝境里崛起。

    比如我很想写一个养蚕的故事，我又不会养蚕，也买过书，但是缺乏细节。我在安徽农村的时候，看过几个女孩子养蚕，在贫瘠的地方到处找桑树，非常动人。《天香》里写了一点养蚕的事情，其实也是还愿。

    （《天香》，王安忆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即将出版） 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