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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3月23日 星期三

    鲁迅与三套翻译丛书

    顾钧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3月23日   14 版)
    “现代文艺丛书”之《浮士德与城》
    “现代文艺丛书”之《静静的顿河》

        1927年鲁迅到达上海以后,一大工作是从事翻译,其间曾主持过三套翻译丛书,分别是《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现代文艺丛书》和《文艺连丛》,他自己的部分译本也收在里面。

        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文艺界出现了一个翻译苏联文艺理论的热潮,鲁迅对此十分关注,亲自动手翻译了好几种。他后来说:“我有一件事是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当时鲁迅翻译的文艺理论著作有多种,分别收入了《文艺理论小丛书》、《艺术理论丛书》和《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文艺理论小丛书》和《艺术理论丛书》都由陈望道主持,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则是鲁迅本人主持的理论译丛,先后由水沫书店、光华书局出版。

        1929年,鲁迅同冯雪峰以及水沫书店的施蛰存、戴望舒等合作,在该书店出版了一套新兴文学论丛书。冯雪峰在回忆录中写他与鲁迅最早的接触,就同此时翻译外国文艺理论有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柔石带我去见了鲁迅先生,从此我就跟鲁迅先生接近,一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我去见鲁迅先生,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从柔石谈到鲁迅的话里,觉得鲁迅先生是很好接近的,他是真正肯帮助青年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去见他的主要目的,是我那时候正在从日文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品,碰到的疑难,没有地方可以求教,知道鲁迅先生也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工作,所根据的也是日文译本,是想请他指教,并且同他商量编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丛书。”另一位当事人施蛰存后来在《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一文中说:“当时,日本文艺界把苏联文学称为‘新兴文学’,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称为‘新兴文学论’。他们出版了一套《新兴文学论丛书》。我和戴望舒、苏汶买到一些英法文本,冯雪峰从内山书店买到日文本,于是引起了我们翻译介绍这些‘新兴’文艺理论的兴趣。雪峰建议大家分工翻译,由我们所办的水沫书店出版一套《新兴文学论丛书》,并且说,鲁迅先生也很高兴参加翻译。我们考虑了一下,认为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是一件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要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从理论上打好基础。但是我们希望,如果办这个丛书,最好请鲁迅先生来领导。雪峰答应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鲁迅。酝酿了十来天,雪峰来说,鲁迅同意了,他乐于积极参加这个出版计划,不过他只能做事实上的主编者,不能对外宣布,书上也不要印出主编者的名字。雪峰又转达鲁迅先生的意见,他不赞成用《新兴文学论丛书》这个名称。”于是丛书改名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后又改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开始时由鲁迅与冯雪峰等商定的书目包括——

        《艺术之社会基础》,卢那卡尔斯基著,雪峰译

        《新艺术论》,波格但诺夫著,苏汶译

        《艺术与社会生活》,蒲力汗诺夫著,雪峰译

        《文艺与批评》,卢那卡尔斯基著,鲁迅译

        《文学评论》,梅林格著,雪峰译

        《艺术论》,蒲力汗诺夫著,鲁迅译

        《艺术与文学》,蒲力汗诺夫著,雪峰译

        《文艺批评论》,列褚耐夫著,沈端先译

        《蒲力汗诺夫论》,亚柯弗列夫著,林伯修译

        《霍善斯坦因论》,卢那卡尔斯基著,鲁迅译

        《艺术与革命》,伊利伊契(列宁)、蒲力汗诺夫著,冯乃超译

        《苏俄文艺政策》,(日本)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鲁迅译

        后来水沫书店出版了前五种及末一种,再加上戴望舒翻译的伊可维兹《唯物史观文学论》和刘呐鸥翻译的弗理采《艺术社会学》,凡八种。鲁迅翻译的蒲力汗诺夫《艺术论》稍后于1930年由光华书局出版,仍题《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霍善斯坦因论》一书没有翻译。

        二

        鲁迅的翻译活动兼顾理论与创作,文学作品翻译方面成果尤其丰富,《十月》和《毁灭》是其中重要的两部,本来打算收入他主持的《现代文艺丛书》,但后来《毁灭》没有进入这套丛书,其全本是单独自费出版。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是中国左翼文学特别繁荣的时期,国民党当局忙于处理更紧迫的政治军事问题,一时还来不及大规模地“围剿”左翼文学,文坛一时成了红色天下。出版社看准这样的形势,为了商业利益,很愿意出这方面的书;到1930年,甚至连一向出碑帖画册的神州国光社也主动约请鲁迅编一套专收苏联文学作品的丛书。当年4月11日,鲁迅收到了出版合同。

        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利用,鲁迅立即订出《现代文艺丛书》书目,约人分头翻译,他自己也亲自动手承担其中三本。计划中凡十本——

        《浮士德与城》,A·卢那卡尔斯基作,柔石译

        《被解放的堂·吉诃德》,A·卢那卡尔斯基作,鲁迅译

        《十月》,A·雅各武莱夫作,鲁迅译

        《精光的年头》,B·毕力涅克作,蓬子译

        《铁甲列车》,V·伊凡诺夫作,侍桁译

        《叛乱》,P·孚尔玛诺夫作,成文英译

        《火马》,F·革拉特珂夫作,侍桁译

        《铁流》,A·绥拉菲摩维支作,曹靖华译

        《毁灭》,A·法捷耶夫作,鲁迅译

        《静静的顿河》,M·唆罗诃夫作,侯朴译

        计划既订,鲁迅一方面自己抓紧翻译,一方面校订别人的译本,陆续将早交来的几部译稿交付出版社。但是情况很快就变化了,“对于左翼作家的压迫,是一天一天的吃紧起来,终于紧到使书店都骇怕了。神州国光社也来声明,愿意将旧约作废,已经交去的当然收下,但尚未开手或译得不多的其余六种,却千万勿再进行了。那么怎么办呢?去问译者,都说,可以的。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所以,是可以的。于是就废了约”(《〈铁流〉编校后记》)。这一套《现代文艺丛书》只出了四种:

        柔石译剧本《浮士德与城》,神州国光社1930年9月版。有鲁迅所作的《后记》及所译《〈浮士德与城〉作者小传》(据日本尾濑止敬所作传记之节译本)。

        贺非译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神州国光社1931年10月版。有鲁迅所作《后记》及所译作者小传(据德文本《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所附小传)。

        韩侍桁译中篇小说《铁甲列车Nr14-69》,神州国光社1932年8月版。鲁迅为作《后记》。 

        鲁迅译中篇小说《十月》,神州国光社1933年2月版。

        作为主编,鲁迅付出了辛勤劳动,并且负责到底。按原先计划,他承担的《毁灭》于1930年译出,曾连载于《萌芽》月刊,题作《溃灭》,但尚未登完《萌芽》就被查禁了。1930年12月鲁迅译完此书,1931年9月由大江书铺印了一千册,署名“隋洛文”。这一版为32开报纸本,印得很粗糙,而且未能收入鲁迅的序言和几种附录;此本1933年8月再版过一次。鲁迅对这一版本不甚满意,1931年10月鲁迅又用“三闲书屋”名义再印了序跋齐全的本子,23开道林纸毛边本,也只印了一千册。

        曹靖华译的《铁流》也由鲁迅于1931年11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至于卢那卡尔斯基作的剧本《被解放的堂·吉诃德》,鲁迅只据德文本及日文本译出了第一幕(载《北斗》月刊第1卷第3期,1931年11月20日)。稍后因为知道了德、日两种译本均有删节,就没有再译下去,后来转请瞿秋白根据俄文原本译出,列为《文艺连丛》之一,由上海联华书局于1934年4月出版。

        三

        《文艺连丛》是鲁迅自费出版的译文丛书,实际上只出了三种。

        1933年以后,国民党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压迫日益加深,许多出版社不敢出版带有革命色彩的译著。这时出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联华书局,印行了不少禁书。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为革命文化事业而奋斗》一文中介绍这家出版社道:“当时与鲁迅有关系的书店很多……也有专印别家不肯出版的禁书的联华书局(《花边文学》、《小彼得》、《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它有时又改名同文(《南腔北调集》)、兴中(《准风月谈》),没有一定门市,负责人原是北新职工费慎祥,他因家庭生活困难,请求鲁迅帮助出书维持家庭,鲁迅就把他写好的几种书交给他印行批发出售的。”费慎祥开始单干的时候,打出的旗号是“野草书屋”,大约因为太显眼了,稍后改为联华;为了出版禁书的方便,又随时改换名目。这样费慎祥(1913~1951?)其人及其书店就同鲁迅晚年的文艺活动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文艺连丛》也是鲁迅通过这一渠道推出的,所收均为译本,其中出得最早的是曹靖华翻译的苏联聂维诺夫的中篇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德伦》(1933年5月),鲁迅为这一译本写了序言。此时用的还是野草书屋的名义。书末附一广告,题作《〈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预告在这一套“关于文学和美术的小丛书里”还有另外三种:

        易嘉(瞿秋白)译苏联卢那卡尔斯基的剧本《被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此书于1934年4月由联华书局出版。鲁迅为作《后记》,并补译《作者传略》(日本尾濑敬止撰)。内附毕斯凯莱夫木刻装饰画十三幅。这部剧本原来是鲁迅打算自己翻译并收入《现代文艺丛书》的,后来出版社毁约,鲁迅又发现所依据的德文、日文译本颇有删节,就没有再译下去,而转请精通俄文的瞿秋白另译。瞿秋白的这份译文后来又由鲁迅编入《海上述林》下卷。

        鲁迅译西班牙巴罗哈的小说《山民牧唱》。出版预告说:“西班牙的作家,中国大抵只知道伊本纳兹,但文学的本领,巴罗哈实远出其上。日本译有《选集》一册,所记的都是山地住民,跋司珂族的风俗习惯,译者曾选译数篇登《奔流》上,颇为读者所赞许。这是《选集》的全译。不日出书。”这里的最后一句太乐观了,事实上这本书在鲁迅生前未能出版,到1938年直接收入20卷本《鲁迅全集》(编入第18卷)。

        罗怃(鲁迅)译法国戈庚作《诺阿,诺阿》。后期印象派的大师戈庚(1848~1903)一度在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隐居数年,后来写成这一部散文,非常有名。鲁迅早就读过此书的德文译本(详见《鲁迅日记》1912年7月11日)。出版预告说:“作者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谛(按,现在通译塔希提)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图十二幅,现已付印。”最后四字乃是商业广告,事实上并没有付印,也看不到鲁迅的译稿,估计他尚未来得及动手。

        未列入这份预告而作为《文艺连丛》之三于1936年出版的,是鲁迅自己翻译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内收契诃夫早期作品八篇,每篇配有著名版画家玛修丁所作木刻插图。《文艺连丛》讲究的是图文并茂。

        许广平回忆说:“由费慎祥出的书,从未结算过版税,甚或自己贴出纸张、印刷费亦所甘愿。”可知鲁迅在野草书屋、联华书局、同文书局、兴中书局出版译著,基本相当于自费出书,目的在于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只要让读者看到好的译著,经济效益如何是不去考虑的。可惜这套关于文学和美术的小丛书只印行了上述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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