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放歌集》版本浅谈

    贺敬之是革命浪漫主义抒情诗人，他的早期诗作大多收在《放歌集》中。如果说，以他为主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为我国新歌剧的创作奠定了基石，开辟了道路，赢得广泛国际声誉，从而以剧作家闻名于世，那么《放歌集》则以创造性地运用“楼梯式”的艺术形式，为新诗史写下了一页。

    《放歌集》前后主要有二种版本，一种是在“文革”前，一种是在“文革”后期。二种版本不但版别有差异，所收作品也有变化，而且修改之处甚多。收入第一版中的诗，绝大多数散见于各大报刊杂志上。如“回延安”曾发表在《延河》1956年6月号上，“三门峡歌”发表在《诗刊》1958年5月号上，“桂林山水歌”发表在《人民文学》1961年10月号上。“放声歌唱”这首1300行的长诗，发表在1956年7月1日《北京日报》上，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过单行本。而结集出版则是于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拟订出版名家名作系列丛书，《放歌集》恰逢其时，于1961年12月首次编排出版。发行本为大32开，繁体印刷，分精装、平装两种版本，封面设计是“国庆10周年”丛书的统一款式。精装为红色书脊，黄色封面，红字书名，左边竖排金色花纹。平装则是黄底红字，上部设计有一椭圆形金色花环。书名精装在上，平装在下。印数因版权页无载，不详。但可根据印次推算出来。平装第二次印数在20000册，那么第一次印数当在10000册左右，或者更少。精装可据平装第三次印数记载52000册，累计印数53000册，那么累计出的1000册，应是它的印数。由于印数稀少，所以，目前精装本难求。

    《放歌集》收录了作者1956年至1959年期间写的诗，依次是：《回延安》、《向秀丽》、《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地中海呵，我们心中的海！》，然后是“后记”。从“后记”写于1961年9月3日北戴河落款上看，距离出版时间仅有三个月。正如作者谦逊地说“感到东西太少、太差，拿不出手……后来，出版社一再催促，……现在终于编了出来。”诗集在编排上并不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而是以“人物”、“山水”、“政治”等题材分类。其中《回延安》写于1956年，《三门峡歌》写于1958年，《桂林山水歌》写于1961年，《放声歌唱》则写于1956年。诗集出版后，迅及唱响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也竞相转载，甚至有些诗篇被列入学生课本。至1966年“文革”开始，他的“歌喉”也就一度失去了声响。

    第二版《放歌集》在周恩来对出版工作的指示精神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即1972年9月再版发行。此次出版，是建国以来“17年文学”作品解禁的第一部，原意是为更多的文艺书目投石问路。

    第二版《放歌集》也有精装、平装两种版本。平装封面设计为天蓝色，上部为作者自题的黑色草书书名，下部为延安及宝塔山粉彩画，由施力行设计。精装为黄色封面，上部靠右为一小船冲浪而行，刷金色。书脊印红色书名。皆大32开本，印数无载。从两本封面不难看出，其寓意正如《放声歌唱》中所唱的“春天了。/又一个春天。黎明了。/又一个黎明。”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它们的象征意义。另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平装本至1973年2月，发行了第二印。它与第一印最大的不同在于，封面原是红色的作者自题书名。第二印则变为黑色的印刷体，也许是有所考虑。这次再版，作者在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了《又回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伟大的祖国》、《回答今日的世界》、《胜利和我们在一起》和长诗《雷锋之歌》等七首诗歌。编排上仍按第一版时分类排列，只是在秩序上略有调整，将第二首的《向秀丽》，与《雷锋之歌》合在一起并排列到后面。

    增加的这些诗基本发表过。《雷锋之歌》是在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贺敬之创作的又一首政治抒情长诗，相继被《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登载。它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语言、奔放的激情感染了一代人，同时也确立了贺敬之在政治抒情诗创作方面的地位。正如周良沛所说：“不仅标志了他的诗的成就之高度，更是开一代诗风之作。”随即，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63年5月发行了单行本。这次编入《放歌集》，作者又作了一定的修改，其他原诗也有所改动。 

    将两种版本比照看，改动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因素，二是艺术上的求精，三是文字上的修饰。

    首先是第一方面，原《桂林山水歌》中有一段“是诗情呵，是爱情，都在漓江春水中！/三花酒搀一分漓江水，祖国呵，对你的爱情百年醉·……”。这里，整段作了删除。像如此的浪漫情怀，“爱情”的字眼，在当时是需要慎用的。然而舍去了此段，当阅读再版本时，似有上下失衡的表现。因为前面还有同样的句式两处，如“是山城呵，是水城？”，“是梦境呵，是仙境？”它们在不断设问中，起到意境的过渡，诗句的转换作用的。虽是顾忌到了政治，但却留下了一点艺术上的缺憾。 

    《放声歌唱》也是如此，像“爱人呵，/为什么这样温柔？/呵，第一次的/燃烧的/亲吻，”在此不得不改为“爱人呵，/为什么这样欢欣？/呵，第一声/由衷的/笑语，”。虽然这里和上一段一样，歌唱的不一定是“爱人”，但过于温美的色彩，往往会招来许多的麻烦。

    《十年颂歌》里有一段“看吧！/千万个/人民公社/欢声四起，千万处/公社食堂/笑语喧哗。”其中改为“千万处/社办工厂/笑语喧哗。”其中“公社食堂”已时过境迁，毋须再提。

    《雷锋之歌》是在这一版才增加进去的，但它与初发行的单行本又有所不同，如第一小节，“我迷恋/我们革命事业的/艰苦长途上/一个征程/又一个征程！”一段，后面一句改为“一个斗争/又一个斗争！”如“党的双手，早就在/早就在/把我们的/生命/铸造，”前句改成“毛主席的双手”。这些改动，皆是现实的需要。

    第二方面艺术上的，其中《放声歌唱》一段，“从亿万人的/口中/，赞美我们/亿万个/‘我自己’/呵，我!/我们的/我！/我的/我们！/是这样地和谐、统一！”改为“从亿万人的/口中/骄傲地唱出/‘我——们’，/关于/‘我们自己·’呵，我/永远属于/‘我们’：/这伟大的/革命集体！”如此改动，毋庸赘言，优劣立见。

    《十年颂歌》有一段改动较大“高唱吧：/‘东方红/太阳升······’/高唱吧：/‘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惊天动地的/歌声呵，/今天，第十次/震响/中国的大地，/震响/天安门！”改为“呵！就是这样，/从庐山/到天安门/我们伟大的节日/怎能不是/朝霞似锦？/黄洋界/长安街/我们前进的征途/怎能不是/鲜花如云？/呵，今天，/共和国的礼炮/第十次/震响/中国的大地，/这惊天动地的礼炮声呵，/怎能不激动/我们的心？！”将原诗中的“歌声”改为“礼炮声”，并在前面作了诗化的铺垫，意境一下生动了许多。

    第三就是文字上的改动，如《放声歌唱中》“党的代表/正挽着朋友的臂膀，”改为“党的代表/正和朋友们在一起，”再如“我——/祖国和党的/一个幼小的儿子，一个普通的生命/有着/何等的意义！”改为“我——/祖国和党的/一个普通的儿子，/一个渺小的/自己，/在这里/有着/何等的意义！”

    《东风万里中》“一片马蹄声/响彻/党中央的报告！/两万六千字中——”后面改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令，”此改较妥。

    《雷锋之歌》中“你前进的脚步/在《毛泽东选集》的/光辉篇章/那真理的/阶梯上，攀登/攀登”其中一句改为“在《毛泽东选集》的/字字行行”。再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难的弟兄！”改成“千千万万”。       

    像如此现象，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总之，从改动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对艺术求精的同时，仍心存芥蒂。

    第二版就数量来说，增加了近一倍，特别是增加了脍炙人口的《雷锋之歌》。算是作者的政治诗，比较齐备的一个本子。从封面设计上，则现示了自我个性，时代特征。最后就是，取消了原有的“后记”，并且无“新记”作为补充，失去了一篇探究作者思想脉络的资料，多少感到有些遗憾。但是，从以上变动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出，作者虽然碍于政治时势，“放声歌唱”不得不有所禁忌，但“歌唱”政治的主题，仍然是他强烈的愿望，也是他抑制不住，荡气回肠的主旋律。至于这一点，可从后来增补的几首诗中，深刻地领略到。它们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符合了广大读者的审美标准，而且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因此，它们并没有像一个时期大量涌现出的政治诗一样成为纯粹的应景之作。至今，还在人们心中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象。

    作者经历了“望不断的千沟万壑，头上不测的风雨”，自始至终，他政治激情不减，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他好饮酒，写这些诗都与酒有关，是酒激发了他的灵感。所以，如果他写《回延安》、《桂林山水歌》是以酒助兴，写《十年颂歌》、《雷锋之歌》是以酒为介、那么1976年诗人重获自由后，创作的《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则是把酒当歌了。几十年风云多变，诗人的心不变。在他山东大汉的不屈个性中，诗情、酒情、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