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工业题材”

    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胎记”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题材”概念，我以为主要用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也包括用于高等院校教学。对于作家的写作而言，它不具有“启动”意义。然而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于将事物分类，譬如男人与女人就是分类，还有白酒与啤酒、皮鞋与草鞋以及君子与小人、乌龟与甲鱼。从分类学意义上讲这是必要的，所以关于文学题材的分类也是如此。

    谈到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其实它是晚生的。因为只有人类社会出现工业或者说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文学创作才可能出现规模化工业题材作品。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这种“晚生身份”，可能会使它先天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我们在探讨工业题材创作与其他题材的关系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胎记”。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脚步远远晚于西方世界。而且，在以城市为标志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同时，中国地理版图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农业经济状态，这就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即使在近代的上海、天津以及沈阳这样的工业化城市，人们的文化心理仍然普遍根植于生生不息的农业文明王国，这种准工业化或亚工业化特征，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胎记”。

    主流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样告诉我们：中国第一代工人主要来源于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正统的文学史应当这样告诉我们：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脱胎于古老农业文化土壤。从绝对化意义讲，无论近代还是当代的中国作家都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都孕育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的“精神子宫”。

    很久以来，中国文学涌现了许许多多优秀文学作品，尤其以农村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深深影响了一代代中国读者。譬如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孙梨的散文和赵树理的小说，还有《山乡风云录》、《暴风骤雨》等等大量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都是名重一时的主流派作品，占据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

    所谓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与所谓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相比，前者都有着近水楼台先天优势。广袤的田野，夕阳的炊烟，温暖的炕头，麦粒的清香，灶台的婆媳，田垅的父子，祖传的白银手镯，崭新的黄铜烟锅……这一切人间俗情俗事俗物，无不承载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传递中国人熟悉的生命信息，表达着中国人的情理经验，诉说着中国人的家族血缘和人生风光，它产生的亲和力几乎无以抗拒，因为它是中国农业大国的生活画卷。

    与之相比，有着晚生身份的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以城市为舞台，以钢水奔流为背景，以机器轰鸣为旋律，以“社会人”为文学形象，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变成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三班工作制”，从三乡五村皆为亲戚的近缘关系变成万人大厂相见不相识的陌生人群体，从春种秋收的农耕喜悦变为车间生产线的技术革新争论。与之相比，钢筋水泥的厂房没有乡土气息，动力锅炉的蒸汽没有村头炊烟安详，铿锵的锻锤没有骡马鸣叫悦耳。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车间厂房机器设备等等毫无情感的人造景观，缺少农村题材文学作品里的“原生态”风光。俗话说，触景生情。与传统的乡土田园风光相比，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里的“景缺失”很可能导致“情难生”。

    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以机器精神和钢铁意志屡屡战胜“自然时间”，在农民眼里不啻于寒冬季节收割新鲜稻谷。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打乱了传袭千年的农业社会“时间表”，甚至冒犯了“四季生态”规律。就这样，让中国人进入工业化生活便成为普遍的社会任务，让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进入中国人内心世界也成为中国工业题材作家普遍的社会课题。

    在中国农业文化大背景之下，工业题材创作与其他题材的关系，可以说是共生的关系。假若有“都市里的村庄”，必然有“村庄里的都市”。这很像家庭出身与本人成份的关系。父亲的个人成份就是儿子的家庭出身——以前我们填写个人履历表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必须论述工业题材创作与其他题材的关系，我姑且将其喻为“同父异母”的关系。

    寻找“工业文化”

    新中国以来，曾经出现一些工业题材文学作品，譬如草明的《原动力》等等。作家下工厂深入生活，也写出不少作品。上世纪六七十年出现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高潮，基本属于革命年代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主题先行”与“政治图解”，构成一段特殊的工业题材文学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独领风骚，成为“改革文学”的重镇，譬如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随着改革的深入给作家们带来迷惘与困惑，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出现走弱趋势。尤其国有企业经历的巨大变化，承包，优化组合，第二职业，解聘下岗，买断工龄，合同制用工……这一系列崭新的字眼儿所代表的新生活，催促着作家们消化吸收，即使生吞活剥。

    与此同时，昔日工业题材作家们积累多年的家底：公费医疗，铁饭碗，劳动模范，班组竞赛，女工委员，班车代表，年底食堂吃结余，长年歇班吃劳保，生活困难吃救济……这一系列烂熟于心的字眼儿所代表的写作资源，一夜之间成为“史料”而丧失了“现时用途”。

    当代工业题材作家们的这种尴尬处境，好似经历一次“精神土改”。一个个拥有丰富写作资源的“地主”被扫地出门沦为不具备丝毫写作资源的赤贫者。

    当然，这里只是用“精神土改”这个并不恰当的比喻来形容面临社会巨变一时难以作出深刻思考的工业题材作家。从这个现场出发，我一时难以找出工业题材创作的特殊规律，只能描述所看到工业题材作家们的这场特殊经历。

    改革开放进入高科技时代，新生事物伴随新生词汇大量涌现，其猛烈势头远远超过雨后春笋。尤其农民工来到城市进入工矿企业成为产业队伍的有生力量。天变了，地变了，一切都变了，人好像也变了。于是所谓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再次面临巨大挑战。

    然而，我还是觉得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只要工业题材文学仍然属于文学范畴，只要“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定义就不会发生走移，那么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本质仍然是“人学”。

    如果必须寻求工业题材创作的特殊规律，我以为还是应当从文化视角出发。自从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渐渐形成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工业文化。以新中国六十年为例，分明形成了六十年前不曾具有的多种文化现象。譬如包括吃住行在内的内容简单却形式繁复的“会议文化”，譬如级别分明包括合影位置与握手次序的“官场文化”，譬如以“无知少妇”为新生成语的“干部提拔文化”，譬如以“北大荒”为人物特征的“京城女性白领文化”，等等。

    既然如此，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理所应当发掘已然形成多年的“工业文化”。这种发掘如同老舍先生文学作品发掘北京文化，必将赋与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内涵。食堂饭票、加班券、理发票、对调工作、改变工种、涨工资指标，大号铝制饭盒、高温作业补贴、医药费报销、泡病号、迟到早退虚报考勤、冒领工作服、女更衣室、男浴池……这数不胜数的工厂生活细节与生活场所，似乎都应当成为系列文化符号而转为恒久的写作资源，从而丰富着不亚于农村自然风光的大工业文学景观。所谓工业题材小说，能否成为“工业乡土小说”，这正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不必过分追求尖锐的社会性，不必过分追求匡正的使命感，不必把工业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特殊力量，不必“打酱油”也不必“俯卧撑”……如此这般，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反而会走出偏见和狭小，使钢铁有了温暖，使机器有了性情，使工人再度成为创造者而不是失落者的形象，从而赢得与其他题材文学作品同样宽广的天地。

    具有工业文化底蕴与内涵的文学作品，应当与具有地域文化色彩与风情的文学作品一样，成为文学植物园里的一株高大乔木——尽管它在深秋也要落叶。

    然而，春天来了它还是要发出新芽生出新枝的，这才是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原本面目，这才是工业题材作家们的原本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