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坚武日记》背后的故事

    白坚武（1880~1937），字惺远，号馨亚，河北交河县人。1910年考入天津法政学堂，与李大钊同学，二人曾过从甚密，有“法政二杰”之称。1921年入吴佩孚之幕，任吴部政务处长。“九一八”事变后，白沦为日伪汉奸，从事华北独立运动。1937年10月在河北清县被冯玉祥所部以“通敌叛国罪”枪毙。白坚武虽未得善终，然其所撰“知白堂日记”记载20余年间（1915~1937）的个人生活，内容广涉交友访谈，函电往来，政务商务，亦详细记录其曲折的思想历程，颇具史料价值。白坚武死后，其日记一直由其夫人崔维培（洁芬）保管。此日记缘何流入近代史研究所，白氏后人为索回日记又有怎样一番交涉，笔者据相关档案资料详叙此背后故事，或不无学术史之价值。

    白坚武有三女一子均在国外，积极奔走索还日记者为二女白宁筠。白宁筠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出国入加拿大籍。1981年7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李大钊长女婿贾芝所作《李大钊没有发表过的两首诗》，文中提及其资料来自“白坚武日记”。白宁筠见此文，立即与贾取得联系，遂得知日记存近代史所。1982年她为日记等事回国，并托朋友帮忙找回日记，并无结果。此后，她又与统战部门联系。1985年1月再度回国，为索还日记上书天津统战部及中央统战部。天津市委统战部高鸿起致函近代史所科研处长王玉璞，同时转来天津市出版局谢国祥的信件。谢国祥在信中说：白宁筠的“母亲是一九六九年逝世的，白坚武日记怎样会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情况不太清楚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部日记是在她母亲在津逝世后才流散的”。日记究竟如何流入近代史所，谢、白二人均不知情，谢国祥此一说法无疑过于武断。近代史所档案明确记载，白氏日记原件共4函46册，系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6月3日从旧中国书店购买，付人民币200元，同年11月5日登记入库。购买及入库时间，且有日记原件所盖印章可为佐证。1985年5月15日，王玉璞据确凿证据回复高鸿起，明确表示：此日记是近代史所在文革前通过图书采购的正常工作程序所得，而非无偿征集且与文革中资财佚散无关，故拒绝其后人索还之要求（近代史所档案：《关于白坚武日记的一些情况》）。

    1986夏天，白宁筠于多伦多见到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夏仲诚。夏建议白去信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请其帮忙索回日记；夏仲诚本人且于1986年12月至次年3月回国休假，在北京代为奔走，亦无结果。1987年7月17日，白宁筠给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写信，邓批复中央办公厅处理，中国社科院过问此事，近代史所汇报前次处理情况，同时复印王玉璞给高鸿起复信及图书室登记入库的条目以作答复。

    此时，白宁筠又通过天津市公安局找到其表弟陈恩霖，正是陈当年去信通知其母去世。陈恩霖致信白宁筠告以所知内情：“日记1964年9~10月由姑母（按：即崔维培）交给天津市文史馆，事情是这样，孙伯兰、林勉之，姑父（按：即白坚武）生前之友，他俩人在文史馆指使张达骧（按：张达骧为晚清军机大臣张之万之孙，名臣张之洞之侄孙）向姑母索要日记，起初是动员，后来不交不行，姑母才交出。姑母告诉我53本，电报稿二本，不知53本中是否包括二本电报稿。孙、林已然死了，孙的儿孙玉书和张达骧尚在。……给姑母一表扬信，听说给了三百元，是征是奖不明。”

    1988年10月11日，白宁筠又通过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及国务院侨办等渠道重提索还日记之事。领事馆且为此致函当时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在领导亲自过问下，社科院 “建议近代史所留存《日记》复印件，原件退还白坚武遗属并作必要说明。”近代史所再次予以研究，并请教国家文物部门处理此类问题的专家。讨论认为：《知白堂日记》若“原件退还，于情理有碍，政策上似也无此规定。况且，我所文革前购买个人稿本甚多（如曾国藩、李鸿章、荣禄、锡良、柳亚子、胡适等）都是极有价值的宝贵史料，且大都有家属在海外，如果此例一开，同样要求提了出来，又将如何处理。当然，白宁筠要求发还其父日记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她同意得到一份复印件，我们是可以设法满足的”（近代史所档案：《关于白坚武日记的处理报告》）。1989年底，近代史所将46册日记复印装订，由驻加使馆负责运送。这一交涉总算有个相对完满的结果。

    实则此时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宗一已布置杜春和、耿来金整理白氏日记，1992年2月以《白坚武日记》之名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尤其为李大钊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