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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研究政治性很强，真正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不是很重视，因为那时候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占据了大家的思维空间，总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旧的革命，只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一个铺垫而已，如果说它有重要性，就是总结了一条经验——旧民主主义革命行不通。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领域研究最多的，一个是历史分期问题，一个是农民革命问题。大家一窝蜂地去研究太平天国，很少关注辛亥革命。我过去教过党史，很熟悉这方面的情况。后来我转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才开始涉及辛亥革命。
1956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讲话，对其做了充分肯定，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说有什么成熟的研究，很难出经典的作品。但还是有人（包括我们自己）断断续续在做。1961年，经我的倡导，在武昌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辛亥革命研讨会，董（必武）老、吴（玉章）老、范（文澜）老等史学界的头面人物都来了。当时范老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放空炮》，提倡转变学风。吴老和范老都关心辛亥革命的研究，他们提出，希望大家不要只写小册子，要写大著作。那次会议算是一次推动吧。那之后，研究辛亥革命的人多了一些，相关的文章也多了，但有分量的著作是没有的。
文革十年中，大家不约而同地有了写辛亥革命史的愿望。研究重镇有三个：一是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聚集了一批人，队伍很强，已经有一些成果；一是上海的金冲及、胡绳武两位；再就是我们这儿——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但当时我们的情况也很可怜，只能说有这个心，也不完全具备这个力量。
但在海外（特别是在北美和日本），辛亥革命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些汉学家是真正以学术的态度研究辛亥革命的，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政治事件。他们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获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当时推动这个潮流的是耶鲁大学的女学者芮玛丽（Mary C. Wright），来自我国台湾、日本、欧洲的很多人都曾在她的研讨班里获得启发。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重要的著作有三部：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下册）。该书在大量资料基础上提炼而成，简明扼要。但其局限性在于，该书作为《中华民国史》的一个分卷，受到体例的制约。另外它带有教科书的性质，而不像专著。二、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则是专著，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很有特点。三、我和林增平主持编写的《辛亥革命史》也是较受重视的一部。
目前，辛亥革命研究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新一代学者手上。我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培养的一代人都出来了，他们是在我们这代人的基础上往前推进。现在已经出现一批很优秀的学者，如北京的杨天石先生，他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他的辛亥革命研究不是通史性的，但他的一些论说已经大大超越了我们过去的认识。另外如杨念群、郑师渠、罗志田等也都非常不错。年青一代学者中，多由两种研究途径切入：如杨念群在思想上很活跃，常常以新的模式、范型和新的思维方法来进行研究，将来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有些是做实证研究的，如桑兵，做得很扎实。
但总的来说，辛亥革命研究这些年出现了过分细化，甚至碎片化的趋向。历史是一个整体，不从整体上来把握辛亥革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曾提出，应该将辛亥革命研究扩充到“上下三百年”，除了展望过去，下一个一百年也要纳入视野。同时，辛亥革命是人类大历史中的一个部分——如果没有这个气度和境界，写出的历史是有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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