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与中国：“东方主义”和民族身份的建构

    一

    美国现代派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将中国介绍到西方的重要人物之一，虽然他较之莫里逊、理雅各、翟里斯等人要晚，但是他的影响力可能并不亚于这些前人。现在还有多少人使用莫里逊的《汉英词典》？还有多少人读理雅各翻译的四书五经？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读庞德，并且可能通过庞德再回过去读莫里逊、理雅各、翟里斯等人，这就说明了庞德作为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作用是重要、不可替代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后理论的时代，庞德对中国和东方的书写很容易让人想到其随意的添加和删节，他对中国解读的准确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读者。我们都知道庞德不懂中文，在多数时候他必须借助其他人来完成对中国的解读。因此，他对中国和东方的理解加入了很多自己的想象，肯定有偏差和曲解。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来看，庞德犯了“东方主义”的大忌，他出于自身的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随意摆布、对中国经典进行任意改动，有“文化霸权主义”之嫌，体现了一个西方文人用东方“他者”来建构自我的一贯做法，其结果是对东方的扭曲和“物化”，与真正的东方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庞德与“东方主义”的最大区别，正如多位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是他对待中国的积极、正面和敬仰的态度。他没有像东方主义者那样，将自己的恐惧、担忧以及负面价值投射到东方。正好相反，他是在用东方的理想和东方的智慧来批评他认为西方文化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应了后殖民理论对庞德的批评，但是，仅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相对于后殖民批评的理论化程度，这样的回应显得有一点苍白、有一点软弱无力：好像庞德对我们好，我们就应该对他好。要增加回应的力度，回应本身需要更具有学理的基础、理论的支撑。应该说，认识针对庞德的后殖民批评的关键，在于看到它背后的一个有问题的假设，即中国是一个不变的、可叙述的、稳定的概念，而且有一种言说能够真实地将中国呈现出来。针对庞德的后殖民批评正是基于这么一个假设，它涉及到“中国”和“中国文化”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民族身份”和“民族特性”问题。这些对于我们弄清楚庞德对中国文化做了些什么、是否存在东方主义的“霸权”心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我们都知道，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基本上是建立在儒家学说之上的。他在诗歌中，把儒家学说和孔子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这样的认识与他的创作来源有密切的关系。在写《中国诗章》的时候，庞德引用了法文版《中国通史》（1777—1785），其作者德玛雅（Joseph-Anna-Marie de Moyria de Mailla）是法国耶稣教派的传教士，18世纪来到中国。在这部著作中，德玛雅将儒家学说视为中国的正统宗教，同时他也意识到儒家与道家和佛教同时并存，但是，他想象了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冲突，并且将这种冲突夸张地凸现出来，使之成为欧洲17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与新教冲突的翻版。庞德在《诗章》中显然承袭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正统的儒教是中国得以繁荣昌盛的原因，也是他急于寻找的东方智慧的核心，因此他对道教和佛教进行了猛烈的排斥。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儒学与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是耶稣教派对中国的理解，正如庞德“发明了中国诗歌”（艾略特语），耶稣教派也发明了“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公式。美国著名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把中国文化与儒家等同起来，是这些西方传教士、特别是耶稣教会的发明，它促进了儒学作为中国社会象征的符码化。

    据说，利玛窦（Matteo Ricci）为中国创造了一个世界的概念，在17世纪之前，中国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的存在。他帮助中国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和第一张中国地图，使康熙皇帝第一次看到了长城的全貌和具体位置，从而也使长城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标志。然而，随着西方人对中国的渗透，随着他们在中国遇到的困难的增加，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1794年英国国王特使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出使中国，试图说服当时的乾隆皇帝开放市场，进行海外贸易。然而乾隆皇帝要求他在觐见时下跪叩头，马戛尔尼予以拒绝，他只愿意行单腿下跪礼。这场礼仪之争刺激了乾隆皇帝的自尊，他没有把马戛尔尼放在眼里，在热河的避暑山庄只是匆匆接见了他，对他带来的科技成果，包括枪炮、时钟等，毫不感兴趣。马戛尔尼对中国之行非常失望，回国后撰文大骂中国是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在海上漂泊，随时可能触礁。

    19世纪，中国在西方的国家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18世纪欧洲人崇敬的浪漫国度，不再是欧洲人用以批评自己、讽刺自己的一种工具。整个东方都逐渐变成了落后、专制、性放纵的代名词。而中国则变成了一个停滞的帝国，一个数千年以来保持着同一种社会制度、同一种农耕方式、同一种技术水平的庞大帝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这种形象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曾经说：“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甚至马克思都把中国看作一成不变的“封建”的“亚细亚”社会。这些林林总总的话语，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说，都是“东方主义的再现”，它们都是在“用一种从当代意识中汲取的意象、概念和标准重写中国历史，‘西方’思想，包括东方主义的‘想象地理学’，则都是这个意识的组成部分”。

    庞德对中国的认识，在多大的程度上建立在这些东方主义的话语之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正如学界周知，庞德不是一个汉学家，他并不知道西方汉学都在做些什么。他的中国观似乎更多地来源于他对中国艺术的体验，其形成的基础是他在波士顿所看到的中国陶瓷、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看到的中国艺术、在费洛诺萨遗稿中读到的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字。这些中国文化元素对于他来说，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使他看到了艺术发展的某种巨大的可能性。对于他来说，“衡量一个社会优劣的基本标准，是艺术能否在这个社会得到繁荣和发展”，能够促成中国艺术产生的社会制度必定是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逻辑使庞德在他的中国观中掺入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并且将这种优越性归功于儒家学说。当被问道，你相信什么？庞德说：“我相信《大学》。”他还说：“整个的西方理想主义是一片丛林，基督教神学也是一片丛林。要想把这片乱七八糟的丛林削出一点秩序来，没有比《大学》这把斧子更好的了。”庞德的女儿玛丽·德·拉维尔兹（Mary de Rachewiltz）总结道：“孔子之于庞德，犹如水之于鱼。”

    三

    如果说庞德对中国的认识有误，那么历史上真实的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能不能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呢？我们在认识自己的历史时，是否往往也是基于对过去的某些文本的解读，同时也基于对过去另一些文本的排斥呢？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著名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儒家和道家思想不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因此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的民族身份的建构过程中，西方的思想影响了好几代中国人，“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公式使几代中国人将经济、政治、科技的落后视为儒家文化的恶果，因此，儒家学说也就成为破除迷信、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然而，当今中国的崛起似乎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儒家的兴趣。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儒学”将儒家学说重新定位为中国文明、甚至东亚文明的基础。新儒学认为，我们不但不能再犯“焚书坑儒”的大错，相反，我们应该重新把孔子奉为圣人，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使之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出一份力量。国学院、孔子学院、甚至电影《孔子》，都是我们给自己重新定位的尝试，“儒家学说=中国文化”的公式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应该看到，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文明中，中华文化一直在形成之中，把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等同起来是一种解读，或者说是一种误读。中华文明发源于中原，发源于黄河流域。但是中华文明不等于中原文明或黄河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原与周边的互动和融合的结果。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原与北方民族的碰撞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我们都知道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故事，她的作用远远超出了所谓的“和蕃”，超出了促进中原与匈奴和解。从她以后，中国文化融入了不同的成分，中华民族也融入了不同的血液。这里不存在谁同化了谁的问题，影响是双方的：汉族为匈奴带来了礼仪和规则，匈奴为汉族带来了彪悍和力量。在形成中国的民族特性的过程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贡献，最终的中华民族是这些民族融合的结果。

    在那个遥远年代，中原不仅跟北方的少数民族有碰撞，而且跟西方也有碰撞。2008年，意大利与中国联手在中华世纪坛举办了“秦汉—罗马文明展”，展览给我们很多启示。古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曾经同时存在，两个帝国都创造了各自高度发达的社会和文化体系。中国的北匈奴在向西迁徙的过程中，到达了今天的匈牙利，与罗马军队有过正面的交锋。罗马军队在向东扩张时，也在中国西部留下过印记。甚至在今天中国的西部，在我们同胞的身体里可能仍然流淌着罗马人的血液。甘肃省永昌县者来寨村据说就是已经消失的骊轩古城的遗址，这里的人们有明显的西方人的特征，高鼻子、蓝眼睛等等。据说有一个古罗马方阵在中东征战时失踪，后怀疑是东撤至汉朝的领土，归顺汉朝并定居下来。古城之名骊轩就是英文legion的音译。

    古罗马对中国的文明也许实际上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影响，但是这种接触对中国文化本身是一个冲击，不管这种冲击多么微不足道。而中国的文化就是在这种不断交流和冲击中形成和完善。在唐朝，佛教全面传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从《西游记》中我们能够看到，唐僧赴印度取经是一种官方行为，受到了皇帝的派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佛教在传入的过程中的确与土生土长的道教有着一定的冲突。《西游记》第46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描写了和尚在车迟国受到排挤和欺压，从佛教的立场凸现了道士的邪恶。“斗法”一场，孙悟空狠狠地戏弄了车迟国的几位国师，为佛教和当地的和尚出了一口恶气。同样也是在唐朝，我们可以看到中原与吐蕃地区的交往，文成公主进藏，在今天的西藏仍然是人人皆知的一段历史，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也逐渐启动。虽然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但是它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宗教。而土生土长的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体系，教人如何处事，如何成功，因此它与佛教没有根本的冲突。而事实上，从唐宋以来，中国的历代皇帝都既信奉儒家学说，又可能是佛教徒。

    宋朝与周边的交流主要是以领土和政权争端的形式出现。宋朝在中原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和繁荣的文明，人们生活富足，商旅繁忙，我们从《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上海世博会凸现了张择端这幅名画，似乎将它视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符号，也凸现了宋朝对我们民族的自我建构的重要性。但是宋朝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它的安宁，周边民族的兴起与扩张，对中原土地和政权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岳飞传》、《杨家将》和《水浒传》等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朝的内忧外患，以至于最终宋朝政府不得不败走临安，建立南宋。我不知道官方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们似乎更应该将契丹族、鞑靼族、女真族视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而宋辽之争就应该被视为一场内战或兄弟之争。

    元朝与清朝更是中国各个民族进一步融合的时期。元朝是蒙古族的朝代，是所谓的外族统治。但是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蒙古帝国，不但增加了中原和北方的联系，而且将欧、亚两个大洲连接在一起，更增加了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描写的《忽必烈汗》掺入许多想象的成分，但是《马可波罗游记》却是真真切切的中国。在中国本土，元朝正式建都大都，奠定了北京成为中国首都的基础，使它成为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政治中心。明朝和清朝都承袭了这个都城的选址，也将它视为南北东西的纽带、整个国家的心脏。有人说中国的北方边界应该是长城，但是元朝和清朝的建立使这样的说法不攻自破，长城成为蒙汉、满汉几个民族相互融合的不平凡历史的见证。也许蒙古族和满族在统治这个国家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原文化，但是这也使整个国家更加宽容、更能海纳百川，逐渐形成多民族、多种族国家的特点。藏传佛教在清朝的统治中心建立了它的宫殿，这不光指北京的雍和宫，还有承德的外八庙、山西五台山的部分寺庙。在五台山的菩萨顶御碑亭，乾隆皇帝的碑文上撰写着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说明当时的清朝已经有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意识，有一个相对包容的机制。各个民族的文化连接在一起，才形成一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四

    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儒家的确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秦朝“焚书坑儒”，汉朝“独尊儒术”，但实际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停止。宋明的理学、科举考试制度使四书五经得以经典化，但是实际上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特征。如果庞德对中国的解读并不正确，那么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吗？我们身处中国，对这里的文明有着活生生的体验，但是我们也有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不需要西方给我们下定义，但是我们必须建构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民族文化身份。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怎么定义自己？值得所有人思考。我们在当代应该怎样把中国呈现给世界？我们的民族特性是什么？这些不仅仅是学者思考的问题，也是国家思考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重大工程，一个国家战略。

    美国人讨论他们的民族特性讨论了一个世纪，从文学和思想领域看，他们整个20世纪都在建构他们自己的民族特性。他们将美国特性追溯到早期美国的清教思想，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那些领袖们的建国理想和宏图，追溯到早期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和由其产生的“例外论”（exceptionism），追溯到19世纪逐渐形成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超验主义（transcendalism），追溯到美国向西部扩张的疆界意识，追溯到移民和多种族融合的特殊国情。相对美国来说，英国有更加悠久的历史，不存在身份建构问题。但是在这个后殖民时代，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纷纷与其剥离，甚至不列颠内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都在思考其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 （凯尔特文化），以区别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传统。因此，英格兰也开始问他们自己是谁？什么是英国特性（Englishness）？英国人更加倾向于将他们的传统定位于工业化之前的英国乡村，所谓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田园英国”。英国的清教传统、贵族绅士风度、由来已久的等级制度、岛屿意识以及内敛的民族性格都是人们熟悉的英国民族特性。这些都跟这个国家的历史、宗教、人文、地理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英国批评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传统的国家，其民族身份的建构取决于我们能否创造出这么一个共同体，从而产生一种归属感。“56个民族，56支花，56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对历史的追溯不能够忘记我们的民族融合的历史，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各个民族的参与。儒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华文明涵盖的面更加宽广，两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庞德的意义不在于他对中国的误读——误读也许不可避免，他的意义在于他使中国重新进入西方的视线，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国，甚至使我们中国人重新思考自己。他使我们逐渐看到，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性；他使我们认识到，建构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崛起、对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