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自己的工作骄傲、自豪！

    我喝过尼罗河的水，我又来到了埃及。我曾在开罗大学进修过两年，并多次来过这里。每次踏上这片土地我都感到异常亲切，仿佛置身于亲人中间，因为我与这片土地有不解的情缘，因为我同这里的人们有共同的语言。

    我们的老师们——中国阿拉伯学的前辈、先驱——其中有最早将阿拉伯语教学引进中国高等学府、于1946年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阿拉伯语专业、将孔子的《论语》译成阿文、将《古兰经》译成汉语范本的马坚先生，有曾为纳赛尔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作过翻译、我们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首任会长、将中国文坛巨擘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译成阿拉伯文、将埃及著名作家谢尔卡维的《土地》译成中文的刘麟瑞先生，有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的首任系主任、著有《阿拉伯通史》、将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艾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译成中文的历史学家纳忠先生，有最早将《一千零一夜》从阿拉伯文直接全译为中文的翻译家纳训先生……他们都是上世纪30年代由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或教育学院培养出来的穆斯林学者。他们是前辈、先驱，我们是后来人、继承者。因此，追根溯源，我们当代中国的阿拉伯学学者、翻译家首先应该感谢这片古老的沃土。

    至于我本人，是在1956年开始学习阿拉伯语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年。正是那一年，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随之是三国侵略埃及。因此，我记得很清楚，我学的第一句阿拉伯语、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将一句汉语译成阿拉伯语的句子就是：“我们支持埃及！”那是我们游行队伍到埃及驻华使馆前用阿拉伯语喊的口号。我还记得哈桑·拉加布大使微笑着向我们招手，表示感谢。

    从上世纪50年代我开始学习阿拉伯语，60年代开始教阿拉伯语并从事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如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其间，我曾翻译了阿拉伯古今一些诗文作品，著有《阿拉伯现代文学史》、《阿拉伯文学通史》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古代诗选》中选译了阿拉伯古代时期130多位诗人的400余首诗。《阿拉伯文学通史》上卷是按照历史时期（贾希利叶时期、伊斯兰时期、阿拔斯朝时期以及安达卢西亚与近古时期）介绍了阿拉伯古代文学；下卷介绍了阿拉伯现代文学。除了总体介绍外，《通史》还对18个阿拉伯国家的主要作家、诗人及其作品、流派等作了详略有致的评介。

    半个多世纪，作为一个从事阿拉伯语言、文学、文化教学、研究、翻译工作的人，作为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负责人，我喜爱我的工作。因为我喜爱阿拉伯世界，喜爱阿拉伯民族，喜爱阿拉伯语言，喜爱阿拉伯文学，喜爱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我同我的中国同行翻译阿拉伯诗歌，因为“诗歌是阿拉伯的史册”。我喜爱祖海尔（520—609），他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在其《悬诗》中说：

    战争的苦果你们尝过，你们熟悉，

    谈起来绝非主观臆测，胡言乱语。

    一旦你们挑起战端，就是严重的作孽，

    那是挑逗起凶恶的狮子，把战火燃起。

    战磨转动，将把你们碾成齑粉，

    兵连祸结，如多产的母驼连生灾难的子息。

    战争中生下的孩子也将终生不幸，

    他们将把父兄种下的恶果承继。

    伊拉克的乡镇会让人们获得金钱银币，

    战争带来的只有祸患，使你们一贫如洗。

    我喜爱穆太奈比（915—965），他说：

    你若不惜生命去追求荣耀，

    那就应当把星星当作目标。

    因为碌碌无为或建功立业，

    到头来死都是一样的味道。

    我喜爱诗人中的哲人、哲人中的诗人——盲诗人麦阿里（973—1057），他说：

    即使恩准我进入天堂，

    我也不愿将永生独享。

    云雨若不能泽遍祖国，

    就不必落在我的地上！

    我喜爱巴鲁迪（1838—1904），他说：

    我别无缺点，只是自由驾驭我，

    使我不肯接受收买，忍受屈辱。

    我追随我的祖先，走他们的路，

    时刻不离自由，无论是文是武。

    我喜爱伊拉克诗人宰哈维（1863—1936），他有诗云：

    他们要受伤者不要再呻吟声声，

    他们要有理者不要再据理力争。

    可我还是要求我的权利，

    直至死神堵住我的喉咙。

    我喜爱约旦诗人穆斯塔法·瓦赫比·坦勒·阿拉尔（1899—1949），他曾说过：

    当我看到讲假话

    使一些权贵步步高升，

    当我看到讲真话者

    如何为讲真话牺牲，

    当我看到素餐尸位者

    如何当头，霸道横行，

    我就深信：所谓“英才”

    是对英才的嘲弄。

    我不会忘记苏丹诗人法图理（1930— ）的呼喊：

    我已经撕破了黑暗的尸衣，

    我已经摧毁了懦弱的墙壁。

    我傲视死亡，将永生在世，

    不怕时间的藩篱，我自由无羁。

    我喜爱突尼斯诗人沙比（1909—1934），他说过：

    我写诗，并不指望

    让王公贵族欣赏；

    也不把颂歌、诔词

    奉献给君主帝王。

    如果我的诗对得起良心

    就足以让我如愿以偿……

    我喜爱巴勒斯坦诗人迈哈穆德·达尔维什（1941—2008），他说得对：

    如果我们的诗歌

    不能像明灯高照，

    不能传遍千家万户

    让人人知晓，

    那它就不是诗，只是无声无息，

    既没有颜色，也没有味道。

    如果平民百姓

    对我们的诗歌看不懂，

    那就应当把它撕碎，

    让风吹得干干净净，

    然后闭紧嘴巴，

    别再作声！

    我佩服阿多尼斯（1930— ）的勇敢，他说：

    先生，我知道断头台

    在等待着我，

    但我是诗人，我喜欢髑髅地， 

    我崇拜火……

    我还想起也门盲诗人阿卜杜拉·白勒杜尼（1925—1999）的几句诗，他告诫西方殖民主义者：

    就此为止吧！阿拉伯黎明已从床塌跃起，

    阿拉伯人血液中怒吼的是英雄主义。

    共同的战场把他们聚集在自由的圣战中，

    创伤和呻吟让他们结成一个整体。

    阿拉伯有着永恒的光荣业绩，

    它们好似在历史山峰上飘扬的大旗……

    我同我的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的同行们还翻译了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小说名家名著。如埃及，除了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外，还有塔哈·侯赛因、陶菲格·哈基姆、台木尔、叶海亚·哈基、谢尔卡维、优素福·西巴伊、优素福·伊德里斯、优素福·沙鲁尼、库都斯、杰马勒·黑塔尼、白哈·塔希尔等人的作品；至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例如黎巴嫩，除了纪伯伦，还译有努埃曼、陶菲格·阿瓦德的作品，还有苏丹的塔伊布·萨利赫，叙利亚的哈纳·米纳、阿卜杜勒·凯里姆·纳绥夫，巴勒斯坦的格桑·卡纳法尼，伊拉克的福阿德·泰克里利，还有利比亚的易卜拉欣·库尼、艾哈迈德·法基赫，还有……，有限的时间不容许我继续列举下去了。

    总而言之，这些小说生动地反映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云、社会变迁，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斗争历程，反映了阿拉伯人民的社会现实生活，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在阅读与翻译这些作品时，仿佛我们是在同阿拉伯兄弟同仇敌忾，同舟共济，同甘共苦。

    老实讲，我与我的同行伙伴为自己的工作——翻译而骄傲、自豪。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翻译史。

    当今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多元化的时代，是各种不同的文化、文明对话的时代。通过文明交融、文化交流，各个国家民族共同生活在和平、和谐的世界中。

    但任何文化、文明的产生、发展，各种文明、文化之间的对话、交融都离不开翻译；一个人的教育、成长也离不开翻译。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人们就几乎是又聋又哑又瞎，像文盲。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翻译，联合国大会或是各种峰会会是什么样子；再请你们告诉我：哪个知识分子、学者或是国家领导人敢说，他从来没读过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东西！

    传承—借鉴—创新，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如今贯彻、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是符合了这一规律。而借鉴、开放就势必要靠翻译。

    更让我们为自己的工作骄傲、自豪的是，我们是作为中国人从事阿拉伯语的翻译。汉语与阿语是世界公认的最难的语言；中国与阿拉伯都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可谓源远流长。中国与阿拉伯的古今文学都极其丰富、绚丽多彩。特别是在中世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国与雄踞东亚的中国，文化像擎天的灯塔，在丝绸之路两端交相辉映，彪炳于世。当今中阿两大民族的文学绝不逊于西方。作为翻译工作者，我们仿佛阿里巴巴置身于那个藏宝的山洞前，让我们一起念：“胡麻，胡麻，快开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