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2010年秋天，顾彬（Wolfgang Kubin）来中国参加尼山的国际儒联会议，期间他到中国各地讲学。回到北京之后，他愁眉苦脸地告诉我，现在他几乎成为了一名pop star。实际上，自从2006年底的“垃圾事件”以来，国内媒体对顾彬的正反面报道铺天盖地，使这位书斋中的独处者一夜之间成为了公众瞩目的“人物”。有人附和叫好，也有人发起围剿，发誓要对顾彬加以口诛笔伐。很少有人真正读过顾彬汉学研究的各类书籍和严肃的文章，尽管这些并不难找到。顾彬是汉学家、诗人、学者、哲学家、翻译家，但他汉学家的名声将其他多种身份的光彩映衬得有些暗淡。他对汉学的研究继承了德国语文学派的传统，但绝不仅限于此。顾彬有诗人的冲动和敏感，学者的博学与勤思，哲学家的深邃与洞察。如果从顾彬的多种身份以及他对中国和欧洲文学与思想的研究范围及深度来看的话，近年来许多仅从某一方面对他施加的指责其实都不是很公正的。

    理解的张力

    前不久去波恩，顾彬跟我谈到，不久前中国的一本权威刊物上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评论文章。他说让他极为反感的是，作者一直在说，作为欧洲人的顾彬怎样怎样，并且一直将“他”与“我们中国”对立起来。“他怎么可以这么说？”顾彬反复地讲到。对于他当时的心情我是很能理解的。

    “理解”是他多年来常常谈及的话题，他尤其讨厌内地一些中国人的口头禅：你不是中国人，怎么能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知识呢？这也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讲过多次的一个报告的标题：《“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反讽，因为他很清楚，个人的身份跟理解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有关理解的理论往往证明了相反的说法：“只有别人能理解我，只有非中国人能够理解中国；相反，只有中国人不理解中国。”顾彬所论的理解的基础是阐释学，他说：“任何种类的理解，都是解释，由于我们的理解总是会不同，因此我们的解释也会不同。因此，没有最终的陈述，只有瞬时的解释。……不存在什么人，被人理解一次，就能被人永远理解；没有什么高级的书，翻译一次，就永远不需要再翻译。我们需要不同的翻译和译本，因为我们一直在经历着变化，因此我们反思的对象随我们在变化着。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最终和真实的理解或翻译，有的只是瞬间的理解和翻译。”顾彬同时根据阐释学的一般原理认为，所谓的完全理解另一个人或一种文化完全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世界会变得非常乏味，甚至危险。因此他在“瞬间的理解”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误解必须被恢复为人类的一种权利”的命题，从而建构起了他自己的“理解”阐释学。自我与“他者”对我们理解的差异以及“误解”，是我们拓宽视野的前提，从而能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自我，达到“只缘身在此山中”从未达到的自我理解。

    此外，让他不能容忍的还有，很多人似乎忽视了他对中国文学的感情。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在谈到中国媒体所制造的热门话题——“垃圾论”的时候，他显得很沮丧，说：“令我感到很遗憾的是，40年来，我将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而这些在‘垃圾论’的讨论中好像从来就没有人提及。中国文学——当然也包括当代文学，差不多是我的生命所在，正因为喜欢它，我才会采取批评的态度。”他在《“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一文中也说：“我们之所以和中国角力，是因为我们关心中国。”中国对于他来讲，绝不仅仅是他的研究专业、他的饭碗，更是他精神家园的一部分。三十多年前，他与张穗子喜结良缘，这使得他跟中国的关系也从朋友变成了亲戚，更加紧密了。不过，不论是对历史的研究，还是现当代的研究，顾彬从未失去对时代的批判性反思。

    汉学研究的意义

    顾彬是从“他者”如何被再现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并以此来解释他的汉学研究的。很明显，人类是由外而内的，借助确定“他者”的存在，使自己确定“自我”与环境的界限。对此，顾彬写道：“对我而言，关心中国是重要的，那是加强我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手段：以自我为参照，我是不可能理解我自己的，我只能参照那个不同的东西。只有借助于知道我确实不是什么的那个东西，我才能确定我潜在的可能是什么。”对顾彬来讲，其目的是以他者的方式理解自我，而对中国而言，汉学的目的却是使我们从一个相对陌生的视角认识自我。

    我想，很多的阐释都是以“自我”为目的、以“他者”为手段的。这一点在去年底刚刚获得汉娜·阿伦特奖（Hannah-Arendt-Preis）的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ɕois Jullien）那里看得更清楚，他的学术目标和问题意识都在西方，中国知识和思想只是他的治学方法而已：“离开我的哲学家园去接近遥远的中国。通过中国——这是一种策略上的迂回，目的是为了对隐藏在欧洲理性中的成见重新进行质疑，为的是发现我们西方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打开思想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顾彬跟于连还是有所不同的，他的目的并非仅仅以他者为手段来了解自己：“……这里，放着一把既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又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人的钥匙。”此外，“如何才能使我们在迂回的道路上更好地了解陌生者和自己？欧洲通过中国，中国通过欧洲？”尽管顾彬的问题意识也来自西方，但是他的努力却是双向的：他已经习惯于在不同时代、不同世界中往返。作为汉学家的顾彬由于距离感而认识中国，并且因此更为深刻地认识自己，透过他的著作，中国人也可以反观到更深层次的对自我的认知。

    酒与文学

    中国媒体抛出“垃圾论”半年之后，在人大举行的“世界汉学大会”的圆桌会议上，顾彬提到了他那著名的“白酒文学论”。在波恩的时候，有一年的Dies Academicus（学术日），我听过顾彬作的有关酒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讲座，仿佛鲁迅1927年夏天在广州的学术演讲会上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似的，只不过顾彬还会在讲台上放上一瓶白酒和几个小瓷杯子。可见他不仅讲理论，也带头实践：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

    德国文人至今依然保持着吟诵的古风，不只是诗歌，散文或小说他们也会拿来朗诵。之后是作者和听众间的互动。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很喜欢去听这类朗诵，每当迫不及待地买回一本那位作者的作品后，才发现关起门来自己读很难有听讲时候的感受。周密（1232—1298）所谓“三分诗，七分读”，信乎！后来我发现，每次顾彬举办诗歌朗诵会（包括他自己的以及与中国诗人共同举办的），也都会在桌上摆着白酒和几个精致的酒杯，每当朗诵到尽兴的时候，他会主动邀请跟他共同朗诵诗歌的梁秉钧或王家新与他共饮。“何处难忘酒，天涯话旧情。……此时无一盏，何以叙平生。”在我所认识的西方人中，真正能品出中国白酒味道来者并不多，顾彬是其中之一。

    顾彬常说，中国白酒对他来讲是可以治病的药。我想，繁体的“醫”字从“酉”，正说明了这一点。《汉书·食货志下》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说明酒在药物中的主导作用。酒对于顾彬来讲当然不仅仅是“百药之长”了，他在诗人顾城自杀之后，写道：“我想起桌子和酒/在三楼。”回想起来，如今是物是人非了。在这里酒化作了记忆的符号，追溯到顾城在柏林住过的斯托尔克小巷2号，那是顾彬为中国诗人在柏林提供的住处：“酒曾化作诗句/并靠近人。”

    2007年夏天，我当时在杜塞尔多夫任职，邀请了北岛和顾彬去那里作了题为Post bellum（战争之后）的朗诵会。他们俩早在1981年秋天在北京就认识了，并且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北岛在散文中所讲到他跟顾彬见面的场面，常常是“相对无言，频频干杯”。朗诵之前，顾彬特别让我买了一瓶二锅头。在主持和朗诵期间，顾彬频频举杯，而久违北京的北岛却不胜这种56°的烈性白酒，只喝了几口便不再继续了。顾彬说，北岛早年的诗之所以有力量，因为那个时候他喝二锅头：现在他改喝牛奶了，诗也变得没劲了。大有“君若不饮酒，昔人安在哉”之慨！

    拉丁文中说：In vino veritas，一般翻译成“酒后吐真言”，这句箴言的字面意思却是“酒中自有真理在”。我一直以为，在台上饮酒吟诵的顾彬，才回归到一个本真的自我，那是真正摆脱了世俗一切的另外一种人生：“行行好/再也别追问意义和理智。/一块石头倒更幸福，/一朵云及其飘行。”据顾彬说，是李白的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使他告别了新教神学的研究而转向唐代的中国。我不知道，到如今他希望从汉学中获得的，是否从李白曾喝过的酒中找寻到了。

    诗人顾彬

    作为诗人的顾彬在另一位德国诗人萨托里乌斯（Joachim Saritorius）眼中的形象怎样呢？“他的面孔流露出青年人的坦诚并且爬满了疲倦的明显的皱纹，这张脸彰显了他的秉性：一位个人主义者、严肃的学者、工作狂和文学的仆人。”至今顾彬已经出版了好几部诗集。我以为诗代表着青春的激情，似乎是对生命某一时刻的孤注一掷。顾彬不仅仅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更有鹤发童颜的精神，这也是他的诗性的源泉。去年8月，顾彬的第一部中文诗集得以出版，诗集是根据顾彬近年来出版了的三部诗集（分别是《新离骚（旧绝望之新歌）》、《影舞者》以及《愚人塔》）选编而成的。萨托里乌斯对顾彬的《新离骚》有如下的评论：“从诗集中我们窥见了一位沉思的、忧郁的诗人，他有准确的判断力和精简到极其简约的才华；我们窥见了一位从不进行道德说教的道德哲学家，他奉献给我们的是硬性组合的、严肃而艰涩的诗歌……历史意识、理性塑造和语言与现实世界的严肃交流构成了一个三和弦，该三和弦赋予顾彬的诗歌以丰富的意蕴并且能引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我想这是对顾彬诗歌的精到评价。

    北岛认为，顾彬的诗“简短而节制，富于哲理”。我也觉得在顾彬的诗中浓缩了丰富的人生体悟，他善于用简约之笔墨勾勒出他对人生的态度。

    顾彬翻译出版了很多中国当代诗人的诗作，最多的三位诗人是北岛、梁秉钧和杨炼，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了作者和译者。同样作为诗人，他们可谓心性相投：都喜爱美食、美酒，同时作为世间的流亡者在世界各地漫游，在任何地方都有陌生感……正因为此，顾彬与很多中国诗人惺惺相惜。2010年3月8日，诗人张枣去世后，顾彬写了《最后的歌吟已远逝——祭张枣（1962—2010）》的悼念文章，认为这位年轻早逝的诗人“在其为人类创作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中留下了不朽的诗行。对于这位中国诗人，我们被诸如‘椅子坐进冬天……’这样的诗句感动，而且刻骨铭心”。让顾彬感到安慰的是，张枣最终葬在了图宾根：“图宾根是如此美丽，是一个死亡的好归宿。既然他如此紧密地与荷尔德林之路相连，它是唯一适合于他的适宜的栖息的地方。”“在五针松下/摆渡人与诗人/何其绝望的一对。”顾彬诗歌的主题大都是跟死亡、坟墓、故乡、异域、忧郁等有关，萨托里乌斯认为：“诗人顾彬要以一种压抑的、不完美的美学来适应这个日益空虚的世界。他要用各种暗示、用意象与历史的关联来寻求平衡，以使我们重新熟悉我们之间的平衡。”

    我曾经想过，如果有人为顾彬画像的话，是画他站在讲坛上的侃侃而谈，还是坐在办公室中的埋头工作，是诗歌朗诵会上的淡定吟诵，还是足球场上的叱咤驰骋……2008年11月，在北外举办的顾彬《中国文学史》研讨会上，我们送给他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国先生式的顾彬泥人。在接受的时候他幽默地笑着问：“这是我吗？”我明白，他言下之意是，你们认为我只是一位教书的先生吗？

    顾彬年轻时有过很多梦想：神学家、音乐家、足球运动员、导游、中学老师……他当然不可能同时成为这些，但人的一生中，若能有不同的生命角色，一定会有另外的一种喜悦吧：“一切洞穴敞开/只为一次梦中的漫游。”

    “书桌前的苦行僧”

    顾彬的勤奋是出了名的。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后，维也纳的汉学教授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女士在2005年12月16日的《法兰克福汇报》（FAZ）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顾彬称作“书桌前的苦行僧”（einen "Mönch am Schreibtisch"），并且配了一幅在写字台前的顾彬的黑白照片。穿着深色短袖的顾彬，挺坐在书桌前，干瘦的他身后是两排书架。他双手摆在身前，左手扶脸，右手自然地横放在了桌上。他双眼凝视着前方，执着且淡定。

    我在波恩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跟顾彬聊到日常的饮食起居。我那时基本上是夜里1点左右睡觉，早上8点起床。他觉得起得太晚，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自己即使睡得再晚，早上五六点钟他也已经开始写作了。他的大部分诗，都是在别人还在梦乡的时候创作出来的。我一直认为，顾彬偏爱夜和冬天，因为他们相互属于：“当一切都去了/我们乘一张羊皮纸/飘入傍晚和冬天/渴望找到那个声音/我们曾是的声音。”“我不喜欢期待光明，/它的面孔变幻莫测，/忽而殷红，忽而灰暗。”而黑夜只有一种颜色。

    顾彬每学期都上十几节课，包括好几种不同类型的课。以1999—2000年度冬季学期为例，他在全校开有《德中关系》和《翻译的艺术与手艺》两门讲座课、《中国的历史和历史描述》的高级研讨班以及《古代汉语入门》的练习课。尽管他有时也会抱怨，不过他也清楚，作为教授这些都是他的分内之事。除了上课之外，顾彬还编辑两本跟汉学和亚洲文化相关的德文刊物：《袖珍汉学——中国精神杂志》（minima sinica. Zeitschrift zum chinesischen Geist）和《东方/方向——亚洲文化杂志》（Orientierungen. Zeitschrift zur Kultur Asiens）。几年前北岛说：“顾彬穗子两口子在编一本名叫《袖珍汉学》的德文杂志，忙得天昏地暗。”如今不仅多一本杂志，其他事情也更多了。2009年赶上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顾彬出版了十几本书，可以看出他在这些年间是何等勤奋！2005年12月，在顾彬60岁的纪念册里，截至当时的出版物仅目录就有54页之多，真可谓“渊智达洞，累学之功也”。

    顾彬每年的假期都在中国的大学里讲学，大都是经北京飞回德国。我的感觉是，每次他从山东、四川、江苏等地的大学教完书来北京时都显得疲惫不堪。他常常抱怨备课的时间太长，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和写作。但等到下一个假期，他还会欣然前往。

    2010年9月他来北外小住的时候，我安排他住在了西院的专家公寓里。因为他要去很多地方讲课、演讲，所以他带来了很多的书籍和字典。一本《新华字典》、一本《精选汉德德汉词典》以及一本马守真（Robert Henry Mathews，1877—1970）的《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早已成了顾彬的随身物，他之所以喜欢使用这本内地会传教士的老词典，是因为它收录有很多古汉语的字词。每次我去找他，都看到他或者在备课，或者在写作，字典和其他的书籍摊了一地。他离开北京之前，我劝他将这些辞书留在我这里，因为他还要回来。他想了想，还是拖着重重的皮箱，将所有的书都带上了飞机，之后又全带了回来。这些书籍已经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我曾建议他将这些辞书扫描成pdf的文档存在他电脑的硬盘里，随时都可以使用。顾彬很是怀疑地问：“这样真的可信吗？”我知道，跟自己的身体一样，掂在手里有分量的纸书，他用着踏实！顾彬在献给黄金铭（Wong Kam-ming）的诗中写道：“贫穷的书生一无所有，/书卷和毛笔拥有他。”这也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欧洲学术界有在教授60岁后逢五逢十出版纪念论文集（德文叫Festschrift）的传统，除了共同庆祝教授的生日外，同时也为同道创造一个发表的园地。顾彬60岁的时候，波恩大学汉学系为他祝寿，他的三个学生献上了祝词：“享受着自由的视野，您如今仿佛生活在一座高山之巅，而正是在攀登的过程中您打开了中国语言、文学以及哲学那令人难忘的全景图像。”并为他出版了厚厚的一册纪念文集。学术的用场在哪里？我以为，除了纯粹的研究功用外，学术也应当成为侍奉生命诸阶段大事的手段。如今处于花甲和古稀之间的顾彬，已经超越一个甲子的周期。如果说中华帝国解体后，对时间的看法由循环的传统观念逐渐转变为线性观念的话，那么指向未来的无限远景也同时被展现在了中国人面前。顾彬多次引用鲁迅所引用过的裴多菲的诗句：“”，阅世既久的他，我想如今一定参透了其中的三昧。谨以此文，纪念顾彬教授荣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