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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皇权与世家》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赖惠敏教授的新作。从书名来看，这很像是一个政治史的题目，却是放在“中国社会文化史丛书”系列中出版的，也确实有人提出了“这是社会史么”的问题。
皇权与世家，更具体地说是皇权与世家的关系，一向是中国史研究的主题，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基本落在政治史的范畴，或可说是最受治政治史的学者关注的议题。而本书所论虽为世家，却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从政治史入手，这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社会史研究之不同于传统政治史的做法，首先就表现在对史料的选择上，赖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往往建立在亲属、姻戚和门生故旧的基础上，所以要了解政治圈的人际网络，仅仅凭借官方文献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族谱中有关仕宦和婚姻的纪录，并参之以年谱、墓志铭、士人诗文集等。由此亦可得知，她的着眼点并不是以往研究者最关注的政治事件，而是这些家族自身的发育成长过程。
族谱作为史料的价值不可忽视，但如何让它充分发挥作用，却是一个难题，这是很多接触过家谱的学者都有的体会。好在赖教授作为刘翠溶教授的弟子，得到过她的真传。刘翠溶教授是最早使用计量方法对家谱所记人口资料进行分析并以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家庭史、人口史的学者之一。尽管近年来这种方法颇受学界诟病，国内亦是使用者寥寥，但从赖教授书中诸篇文章即可得知，无论是对沿海经济富庶人文荟萃之地的汉族世家，还是对位高权重的满洲贵族家庭，以计量统计的方法对他们的家庭模式、经济基础、科举与任官人数，乃至由婚姻圈所呈现之社会流动等等进行分析，还是能够达到单纯采用文字叙述无法达到的效果。
明清时代世家的崛起与发展，具有与中古以前大不相同的社会背景，它与明中叶以降江南商品经济、商人群体的兴起紧密相关。受过经济史严格训练的赖教授，对于陈氏等科举世家兴起与发展的经济背景，有着敏锐的观察和详细的阐释。在她看来，这些家族充分把握经济发展良机投身工商业，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上促使其子弟安心应试；子弟中试后获优免权庇荫族人，并建立家族组织作为回馈；如此积累几代成为地方望族，又凭借扩大婚姻范围的方式来发挥政治影响力。这种将政治地位与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探讨，虽然并非为她所独创，但她剖析的几件具体案例，却确实颇富洞见与新意。
最令人感到兴味的是，作者将这样的几个世家置于明清易代的历史大变局中，从士绅自身及其家族的角度来观察他们如何面对变局以及所透露出来的政治动向。如果仅仅从明亡清兴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那段短暂时期来看汉族士绅和以他们为主构成的官僚集团，其认识大约只能局限于这一代的个人表现，而大多数单纯政治史的著作正是这样做的，也正是在这里，暴露了它的局限。社会史则不同，它强调的是从一个长时段考察问题，它采取的，是考察一个（或数个）世家中连续几代人面临王朝更迭时的人生故事。在新王朝建立之后，尽管一部分明朝士绅选择当遗民终老，但他们的子孙却走上科举一途，隐而不显地屈服于强权，甚至相互结党，设法攀附满洲权贵。拉长时段，从易代前后几代人的人生故事里能揭示出什么有意味的问题？
赖教授说：“当政权转换时，个人到底要为自己争得千载声名，还是要为子孙铺下平坦仕途，的确是一大抉择。选择降清者多，当遗民者少，因为士绅在家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是说，本人可以对新王朝采取不合作态度，并以此为自己争得名节，但却要倾其所有地鼓励自己的子弟读书应试，然后在新王朝出仕入相，从而光宗耀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是为了家族的生存和延续。如果再进一步问的话，那就是在历史大转折的时代，那些士大夫是把国看得比家更重要，还是把家族亦即世家的延续，看得比国更重要呢？这已经触及到中国历史中某些很深层的东西了。
这个提问的直接结果，是使得处于“国”与具体的“个人”之间的、以往被忽略的“家族”被凸显。我认为，这正是本书中最有意义的内容之一。
赖教授近年来更关注的问题是清乾隆朝的内务府，已问世的多篇论文都与内务府的财政有关，是以往治清史者不愿碰或不敢碰的内容。至于不敢碰的原因，主要是相关史料为数甚巨却十分庞杂琐碎，若想掌握需要具备两个功底，一是清代制度史的功底，一是涉及财政，便要有经济史的功底。但具备了此等功力者却来做这个并不被学界重视和看好的“内务府”，又会被视为事倍功半，颇不值得。因为根据一般了解，内务府这个题目又小又偏，孰不见国家编纂清史，根本就没专门为内务府立项么。
但赖教授却不计得失，知难而上，十余年间不畏寒暑，矻矻埋首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浩繁档案中间。她的内务府研究，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坚实的档案基础之上，也因而能够发人所未发，而且一旦有所发，便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赖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内务府在清朝历史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她的研究告诉我们，内务府并非很多人以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为皇室打理某些私人事务的机构，至少在乾隆时期，由内务府掌控的商路贸易和财政，已经直接影响到朝廷的重要经济决策，与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息息相关。内务府的活动与作用，已经成为理解乾隆朝皇权统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甚至成为理解乾隆朝统治特点的钥匙之一。迄今为止，除了赖教授，恐怕还没有其他治清史的学者，能够以这样扎实的史实，不可辩驳地向我们展示这个问题。
本书第七章“从高朴案看乾隆朝的内务府与商人”，就是她对内务府系列研究的一个成果。我认为是本书中最精彩的一个段落。正如作者列举的那样，高朴私采盗卖新疆玉石案是很多学者都有涉足的问题，但基本上都是站在清朝官方的观点，评述高朴和新疆官员朋比为奸，互相勾结，私采且盗卖玉石等种种贪污腐败的行为。很多人只看到高朴个人行事的缺失，却未曾注意此事的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赖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就是内务府与商人在新疆贸易上的竞争，再说得具体些，就是皇帝从商人手中的争利过程。
内务府在新疆开展的贸易并不仅玉石一种，还有丝绸、茶叶、瓷器等等，类似的与商民争利行为也无处不在，而之所以偏偏对高朴买卖玉石一案绝不容忍，赖教授认为，这是因为自古以来，“山泽陂池之税”就属宫中财政的一部分，贵重的物资只有皇帝才能专采专卖，清朝尤其如此。而皇室一旦剥夺了工商业中最有利的部门，变私营为官营，商品经济自由发展之路便被堵塞。高朴案的结果正是如此，乾隆皇帝借由此案整肃新疆贪官污吏，山陕商人蒙受极大损失，除了断绝苦心经营出来的商贸路线外，财产亦纷纷流入内务府。估计皇帝得银数竟高达百万两。
这深刻揭露出乾隆皇帝以“惩贪”为名而以抢钱为实的真实嘴脸。赖教授又进一步解释，乾隆时期欧亚贸易频繁，乾隆皇帝感觉到中外贸易带来的利润，因而派遣内务府包衣，采取种种手段为皇室谋利，许多士绅家族亦上行下效，成为一时风气。孟子有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由危矣”（梁惠王篇）。说到底，这种恶劣风气是导致了清朝统治出现危机的原因之一，并为清王朝最终的倾覆埋下了祸根。
近年来，有关乾隆朝惩办贪污案件的题目，颇受清史学界的关注，相关论文连篇累牍，但多属就事论事，甚至赞扬乾隆帝惩贪决心之大、手段之果断的论述也时有所闻。看来，以单纯政治史的方法，有时候很难透过现象看穿本质，达到此文所展现出来的高度。
此书的可论之处还有许多，譬如在第六章中，作者以纽祜禄氏和吉林他塔喇氏的人口资料为据，讨论这两个居住于不同地域的满洲家族在生育率、死亡率、人口成长等方面的区别，是满族史研究中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而她在此文中对于清廷提倡“国语骑射”的解释，认为这是隔绝满人与汉人结党的机会，是乾隆帝巧妙利用文字狱打击满党势力，而让满党臣服于君主权威之下的措施，也是一个较少被人阐述过的角度。再如最后一章是根据内务府管领下人丁户口册的记录，对清朝后半期“辛者库”家户形态的分析，已经直接进入到在满族史研究中最难攻破的空白领域。虽然推论中尚有可商榷之处，但作为一种大胆而又卓有见地的尝试，对于推动学界对内务府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研究，还是很有启发和参考价值。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了。
赖惠敏教授的撰述风格一如其人，朴实、沉稳，她将社会史的理念与模式隐而不显地渗入于平实的叙述分析中间。它吿诉我们，社会史的做法本无固定套路，既不是非要戴上某顶理论的帽子，也不是非要效法人类学去做田野。社会史说到底仍然是“史”，重在史料的开拓和厚实，重在分析的鞭辟入里和发人所未发。事实上，无论国内外以及台湾，绝大多数成功的社会史著作，也都是这样的。
赖教授有关满洲家族和内务府问题的研究，还处在开始的阶段。凭借她对档案史料深厚的积累之功，凭借她对相关专业多年的潜心钻研，我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精彩、更宏大的丰硕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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