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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闻出版总署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的中澳出版论坛在京举行。该论坛是“澳大利亚文化年·澳大利亚文学周”的一项重要活动，澳洲出版方与中国出版代表聚首，就发行与市场、文学出版与翻译、教育与学术出版、儿童出版、数字出版等展开讨论，交流经验，同时洽谈业务，寻找合作机会。而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提出，出版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基础性的重要作用，出版人在推动文化交流、心灵沟通、消除误解等方面大有作为，中澳两国早在1981年就签署了政府间的文化合作协定。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先后翻译出版了840多部在澳大利亚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涉及各个流派、各个方面，既有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所著的《人树》，也有反映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代表、女权主义先驱迈尔斯·富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等经典图书，特别是《辛德勒的名单》的翻译出版，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久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系统翻译出版了10卷本的《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这对于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澳大利亚当代最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则希望，今后能把更多的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把更多的澳大利亚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让两国出版商真正建立起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此次论坛的中方独家合作伙伴，总经理田海明介绍了时代传媒在国际合作方面的经验。他表示，时代出版将从文化交流、版权合作、实体经营等多个方面推进国际合作。总编辑林清发则介绍，2011年，时代出版工作有三个重点，一是推进重大出版项目；二是促进与海外出版机构的深度合作；三是通过国际书展进一步推动“走出去”。
广阔的市场，碎片式的营销
出版物市场分析与趋势为此次探讨的重头戏。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范卫平介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出版大国，“十一五”期间，累计出版图书136万种，338亿册，日报总发行量、图书出版品种、总印数居世界第一，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品种居世界第二位，印刷业的总产值居世界第三位。“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总署将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传媒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版权交易平台，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传媒品牌，使我们的出版产品、企业、资本真正“走出去”。
哈珀·柯林斯（澳大利亚）出版公司出版总监索娜·马丁介绍，目前他们的图书主要通过小型书店、超市和连锁书店三种渠道发行。其中前两者的份额各为25%，连锁书店的份额为50%，而网络渠道在澳大利亚零售市场所占的比例很小，只有1%。澳大利亚的图书市场如果没有国际市场的支持，恐怕很难生存。在“走出去”方面，索娜·马丁的经验是出版最著名的作家作品，多参加各国的书市以及各种活动，同时紧紧依靠代理商。小型出版公司Black Inc公司的CEO索菲·威廉姆则介绍，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络电视台，可以让更多大众接触到作家信息。举行一些在线的推广活动。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提出，出版的目的，不仅仅是把书卖出去，而是要培养读者们热爱文学，观察社会和感受生活，可以采取签名售书、走进学校、授课讲座等常规营销手段。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为澳大利亚出版人提供的信息是，中国人阅读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会考虑图书的实用价值。出版商们的营销是一种“碎片式的营销”，各省新华、邮局、民营书店、网络、阅读器都是渠道，而目前中国图书市场的最大问题是规则缺失。
文学：关键是翻译的问题
在澳大利亚的出版业中，文学图书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文学与翻译的讨论也是此次论坛的重点。评论家白烨表示，翻译出去的作品应该代表中国文学的质量和走向，但就他在国外亲身所见，中国作品很少，而且选得不好。“我们介绍国外很不错，但国外对我们介绍还不够。”他表示。
澳洲出版人则提出，感觉澳洲图书在中国的翻译有问题。就此，白烨也直言，“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国外获奖作品，翻译得太快，也太粗糙。虽然在及时性上不错，但质量上过于急功近利”。对此，中国的文学出版人则另有苦衷。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张建平坦承，一些类型小说的翻译质量相对还好一些。之所以出现翻译质量问题，张建平解释说，获奖作品有竞争的压力，外方往往要求18个月必须出书。他回忆，他做学徒时，光译者翻译一本书就得两年。以前之所以有翻译大家，是因为大家们一辈子就做一个活儿，或就研究一个作家，研究透了，翻译质量当然好。“现在出版社不会给这么多时间，往往是几个人合译。另一方面，我们以前一个编辑一年的任务量是中文35万到40万字，上班就磨稿子，可现在年轻编辑知识储备还不到位，一年任务量高达200万字。”所以，他也很无奈，“主观上，我们想把翻译做好，但客观条件上，很难”。
澳方代表介绍，在澳大利亚的图书市场上也存在着这一现象，即较高文学价值的书不一定卖得好，因为不是给所有人看的。对此，白烨提出，出版社选择商业效益无可厚非，但是，文学交流和翻译不能被市场牵着走，应该两条腿走路，比如，设立一些基金，包括民间和政府的，支持高品质的文学作品的出版。
截然不同的教育出版
在学术与教育出版的谈论环节，澳大利亚新新南威尔士大学负责人凯西·贝尔表示，目前教育与学术出版在澳大利亚市场所占的份额分别为20%和17%左右，同时，这一领域也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则告诉澳洲出版人，目前教育图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50%~60%，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基本上都是教育出版社。从事学术出版的大致有四类出版社，一是有学术出版传统的名社，如三联商务；二是一些综合性的大学出版社，比如人大社、北大社、广西师大社和复旦社，还有部委的面向行业的出版社，比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大的学术机构下的出版社，如中国科学出版社、中国社科出版社等。
现在，中小学在校人数的不断下降，政府购买，出版发行招标等多种因素使中国教育出版的增长下跌。西方国家专业出版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利润率很高，因为定价高。但在中国，专业图书与一般图书的定价基本一样，使得学术出版越来越艰难。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年，政府对学术出版加大了投入。
与中国一样，澳大利亚出版方也要支持出版一些不赚钱的学术书，他们的方法是，通过基金、或者有钱的个人资金的支持。
少儿出版：一样又不一样
少儿出版在澳大利亚约占图书市场的10%，份额比较稳定，但在中国，短短几年，少儿出版市场份额就由8%攀升到了12%。“连续多年两位数字的增长，是拉动中国零售图书市场增长的排头兵。”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张克文表示。
然而，这个数字距英美市场、韩国市场的20%和25%还有一段距离，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表示，“少儿出版还有空间”。据白冰分析，时尚流行类，经典童书，游戏益智类，少儿百科类，卡通动漫、尤其是配合动画片的卡通动漫图书，销售特别向好。有趣也要有益，追求文化价值的同时也追求市场效益，是接力社一般图书连续多年实现20%增长的秘诀。
有意思的是，在澳大利亚，儿童图书市场也大致有三个分类，十几岁，七岁～十一岁（即小学高年级阶段）和小小孩。童书可以销售很多年，而成人总是追逐新书。如果获得儿童委员会的奖励或者提名，书就会卖得非常好。这一切与中国的童书市场何其相似。惟一不同的也许是价格，在澳大利亚，一本图画书需要25澳币，而17澳币等于100元人民币。
数字出版的新机会
澳大利亚Bookpal公司代表特莱斯·塔姆指出，出版商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创新的机会，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而来自中南传媒控股的天闻数媒总经理张文飞带来了新的信息。天闻数媒定位为数字资源全屏营销传播运营服务商。全屏，即针对电视机、手机、平板电脑等大中小电子屏；营销，即打造营销通道，使上网终端成为营销载体，为各种上网终端策划相应内容。
同时，在张文飞看来，出博客、BBS社会化媒体兴起后，数字传播应该可作为出版业传播的有效途径，天闻将在数字资源的网络营销上做探索。运营，指的是对数字内容的增值开发，和对网络内容的衍生开发。（本报记者 陈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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