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的骡子》：中国现代文化DNA的一种破译

    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中，李兆忠先生的《喧闹的骡子——留学和中国现代文化》，是我非常欣赏的、有特色的著作之一。

    这本书在案头已搁置了一些日子。因为言及“喧闹”，需要像钱锺书先生所云“且耐清寂读我书”，在失去宁静的当下恢复宁静，慢慢品读；也因论述的对象体重力大，学术含量比较丰富，需如琢如磨地究索其理。

    二十多年前作者东渡扶桑，游学四载归来，著有《东瀛过客》、《暧昧的日本人》，赢得不少口碑。他又参与《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编辑，承担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中“留学生文学”部分的主持与撰写，思想与资料的积累可谓丰硕。后独立承担文学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研究”，按计划三年完成，不想他不慌不忙，年复一年地逾期，迟迟不结项，以江南名士的气度，超然于名利以外。他戒拒某些学人“一年一本”的提速式书写，始终持慢功出细活的“苦吟”姿态。我知道，他是钻进社科院书库冥搜暗索的人，是用心于对作家作品爬罗剔抉的人，也是对自己的文字既要点中穴位又力求简洁雅致的人。果然，“逾期”终“有期”，《喧闹的骡子》终于问世，由老字号人民文学出版社郑重推出，获得同行不少好评。

    记得作者最初是准备写一本《中国现代留学生文学史》的，后来改变了主意。此举我以为是明智的。既往的文学史著述，或编年式条分缕析，或文学流派之索引，或按时序按“地位”解读作家作品，难以摆脱固定的套路。作者之聪慧，在于独辟蹊径，选取鲁迅、丁文江、胡适、郁达夫等十几个典型个案，看重作家在文字内外的真实表现，看重不同个案所引发的文化意蕴，看重以个案为由头而勾勒出现代文化人的灵台印痕。

    “案”这个词儿，含有需要考量、考察、考问的意思。李兆忠所研究的对象，资料来源都是书库里的典籍，并没有更多新的或“揭秘”性材料，他的着力之处，是对“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关系的深入分析，是对一个个“个案”独到识见。这就要敢言别人想言或未言之言。例如写鲁迅，他重在寻访“原鲁迅”，察见鲁迅经“幻灯事件”的强刺激，过一种“潜伏的生活”，早期原是一位“孤独的摩罗诗人”，后来才应历史的机遇出山，向黑暗发力。写胡适，落笔于适之倡导文学革命的异域文化背景，发现胡适缺少艺术细胞却又得力于罕见的理性，从而表现出“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的勃勃雄心。写徐志摩，对其《告别日本》和《沙扬娜拉》两个名篇的文化历史背景进行细致的梳理，发觉诗人的东瀛之恋，原来是一个错位的东方“康桥”。写老舍的留英生涯及其文学发端，他不像有的研究者把《二马》等作品吹得那么高，而是从老舍留英生活的种种困境入手，“考”出了由种族歧视和现代性双重刺激压迫下激发的以牙还牙式的写作。对于现代文学史家所忽略的张闻天及其文学创作，作者也予以应有的关注。这位曾自费赴美留学、靠打工度日、思想突进的“愤青”，在长篇小说《旅途》中首演了一场国际版“革命加恋爱”的激情剧。而对于郭沫若，他则将其名篇《女神》和自传体小说《流浪三部曲》《行路难》进行互文阅读，发现了两个郭沫若：一个是天马行空、半人半神的英雄；一个是穷愁潦倒、怨泪滚滚的凡夫。作者认为，后一个郭沫若更实在，更人情，更能体现一个“超级骡子”在异乡挣扎的心灵震荡。凡此种种，不难看出作者的智慧与眼光。

    学术研究也好，理论述析也好，贵在问题的提出而非结论的落定。实际上，文化、学术上的问题都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不可能一下子彻底解决。此书的最大价值，我以为是“骡子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思考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处境及得失，是富有启示性的。

    有可和“骡子文化”链接的声音吗？有——

    20世纪30年代一位从法国“海归”的北大教授，就用“骡子”形容对上海的文化感觉。他说过：“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可名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后，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这是讲文化。

    李兆忠是从西风东渐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宿命，提出自己的概念的。他这样表述：

    第一代留学生里多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文化巨人，如严复、陈寅恪、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等，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但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这种学贯中西、兼具马驴优点的“超级骡子”越来越少，他们的遗产也越来越难以为后人继承。

    把“人”比作“骡”，把“文化巨人”比作“超级骡子”，这在“以人为中心”的论者看来，显然大逆不道。但这又何妨？常识告诉我们，人并非大自然的主宰，和其它生命一样都是大自然的造物；人是高级动物，但人之肉、血和头脑，都属于并存在于自然之中；也因之，凡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者，大可不必以“人畜不分”去责难“骡子文化”，况且作者一再申明，这仅仅是个比喻而已。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骡子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好在作者并非流于事物的表面，其论述，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第一个层面，是对“骡子文化”现象的普适性的揭示。作者以百年来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争斗的大语境为依托，从留学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中，概括“骡子”们的普遍特点：“弱国子民”的心态；“反帝”与“崇洋”的纠结互动；自卑自怨与反抗超越的努力；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不同地域（“留东洋”与“留欧美”）、不同学科（学理工与习文科）之间的“同”与“异”；“骡子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扭曲和伤害，导致文化人格的分裂与精神定力的丧失。

    第二个层面，是对“骡子文化”的具体评析。作者写道：“作为西风东渐产物的留学生，天性的贤愚，教养的高下，决定了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中西合璧的精英，另一类是中西合污的泡沫”。前者如傅雷，去国前就幼承庭训、苦读向学、个性叛逆，但丰沛的求知欲在当时教育落后的中国无法满足，留法四年忘我浸淫于西方现代诸种艺术流派之中，东西方文化的冲撞博弈，使傅雷自己“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合我的个性”。这不仅形成了傅雷中西合璧的文化人格，而且用东方的智慧、明哲和汉语优雅、精致的文字，在翻译西文中为世界文化的沟通作出了杰出贡献。后者如李伯元小说《文明小史》中那些下三烂的人物，以时髦新潮的外衣包裹着一颗颗腐朽的灵魂。对于“假洋鬼子”的评析，也可以看出兆忠的别具匠心。一般读者和评家都熟悉出现在《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其实，“假洋鬼子”一词首出自鲁迅的自叙传小说《头发的故事》（1920年）。在具体分析了此一典型“共名”人物的来龙去脉、沉浮跌宕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假洋鬼子’作为一个否定性的称谓，实际上内涵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中国人对异域妖魔式的想象，有‘非我族类’的义和团式的排外，有‘大中华’的妄自尊大，又有对真洋鬼子的敬畏，甚至还有对无法变成真洋鬼子的绝望。因此，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假洋鬼子’都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存在。”作者对“假洋鬼子”的认识，是很有穿透力的。

    第三个层面，是对“骡子文化”弊端的反思与批判。作者发出诘问：“现实中的骡子不能生殖，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接连不断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他又指出：“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狂奔”而又“非理性”，的确击中了第一代留学生以后的“后骡子”们的流弊：性近驴的，号称“寻根派”，动辄弄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古董；性近马的，号称“现代派”，生吞活剥却又往往一知半解。尤其对于浮躁的后“马骡”，作者则鄙夷其批发洋货各领风骚三五天，藐视其令人哭笑不得的中式鸟语，轻蔑其功利泛漫、庸俗猖獗、实用盛行。在作者心目中，时世不管如何变幻，“新新概念”不管如何横飞，提升国民精神总是第一要义，文化、道德与良知如果上不去，一个民族就会失去赖以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和魅力。

    作者曾对我表示过自己的担忧：《喧闹的骡子》讲中国现代文化的消极面是不是讲多了？这种担心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以为也不必多虑。既然“喧闹的骡子”及其是是非非乃客观的历史存在，它的正面与负面，它所包含的历史深意和文化启示，都值得我们通过反思而被社会共享；对那些消极因素的揭橥，不啻是一种历史的警示与提醒，也是学人不可回避的责任。今天，我们倡导“科技兴国”，更应强调“文化立国”。“立”者，稳定、牢固、恒久之谓也。就文化、文明而言，“西风东渐”继续强劲，我们现在真正“拿来”的还不够。但“拿来”的均需被“化”之。重要的还是如何对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民族文化与国际“接轨”，始终有一种“自我角色”确认之必须。“角色”离不开自己稳健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人独立自由之思想、坚韧耐磨之志节、磊拓大气之风骨，一种文化自觉。

    我们毋须为“骡子文化”哀叹，而是应当将它的优点继承发扬，将它的缺点摒弃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