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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事实是，网络文学混杂的、低劣的写作有着巨大的、无所不在的腐蚀力，它会淹没深沉严格的专业写作。
—— 张炜
网络文学究竟是纯文学的战友还是敌人？它们在这个时代究竟是哪个会更受到人们的青睐？它们是该“适者生存”还是相互依存？在1月21和22日两天举行的第二届中法文学论坛上又重新将这个话题推向高潮。
作家郭雪波认为，网络连接了数千年老死不相往来的欧亚大陆，网络也带给我们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的方便快捷，网络文学是这个电子时代的产物，它代表着这个时代所有的特征。面对中国网络文学1.62亿的用户，它以它快捷、广泛、青春、通俗、包罗万象、无奇不有、天马行空的种种优势快速占领着传统文学的领地。比起千万上亿点击率的网络文学作品，很多纯文学作品印数缩减到数千本或数万本的。我们既在享受着网络文学带来的愉快，又不得不承受着它对传统纯文学的冲击，它的浮躁、肤浅、庸俗、垃圾泛滥，带给我们的，是快餐式咀嚼完之后很快便全然消失的空茫茫，它给纯文学带来的尴尬也只能我们自己消受。作家徐坤表示，在网络时代，记录和守护母语是作家的职责，作家应该以虔敬的态度来对待母语、尊重写作，而不仅仅是把写作作为一种赚钱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急剧演变，走向开放时代，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和物欲主义逐渐成为公然正道。文学中主要“解构”的，是几千年形成的经典精神。这与同时期的西方的情形也不尽相同，可能与不同国情不同国民素质有关。“对于经典精神的背离，这是最彻底的一次。当然这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与电子网络和全球化的到来有关。”作家张炜指出，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层面，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都与整个社会发展呈现出一致性。网络时代、物质主义潮流，是构成某种文学质地的源头，是这个时期文学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社会性写作、大众写作的兴起，空前加剧了文学表达的光怪陆离、雅俗交集。张炜认为，由于网络等文字承载工具容许随意表达、匿名发表，这比“文革”中“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更加极端化，单纯的发泄欲和创造欲混合一起，刻意尖叫和一般讲述混合一起，各种界限分际已经全部打破。这种写作从数量到形式，完全呈现出创记录的、几何式增长的趋向。
“也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一样，如此多的人获得了写作和发表的权力。这是一种空前的写作。从人的权力、人的表达意志来看，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但问题是，即便再多的社会性、自发性、大众性的写作，也不应成为降低文学精神和艺术含量的理由，相反只会使其绝对高度得到提升。因为说到底这是一次解放、一次大面积的参与。”张炜表示，可怕的事实是，这种混杂的、低劣的写作有着巨大的、无所不在的腐蚀力，它会淹没深沉严格的专业写作。专业写作在当代呈现出这样一种风貌：与潮流、与大众写作同质共生。这很可能又是特殊国情下的一种现象。专业写作把最后的希望和眼前的情状结合在了一起，既从当下的混乱中汲取经验和营养，又企图借助涨满的文字泡沫把自己浮起来。他们不得不像大众写作中常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发出尖利的嘶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身不被淹没。
在网络时代，文学艺术丧失了经典的标准，因为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都走向了背离。“无论怎么说，民众写作是一场文学能量的大焕发，它给文学世界造成的巨大不适感，有一天会被接受下来。这场群众运动式的写作（网络发表、报章芜杂、自费印刷）除了自身能够遗留和显现一部分价值外，主要还是化为腐殖物，营养当代或下一个时代。”张炜说，这种文学形势在中国多少有点熟悉，这就是50年代出现的“文学大跃进”，当时曾经有“全民人人皆诗人”的趋向，这个运动除留下一本有趣的“红旗歌谣”外，大部分都化为了烟尘。时下这种局面有利于挖掘文学的民间力量，出现某些“文学大力士”。不过这样的“大力士”也应该具有内容上的经典精神、形式上的经典完美性，而绝不会是对经典的全面背离。
法国作家埃尔维·塞利重点介绍了图书界的“数字革命”。他认为，在这个图书届通称的“数字革命”中，文化产业中与数字化技术到来产生的相关变化不一定标志着会出现和不断形成我们想像中的、与过去彻底的断裂。即使是“革命”，它们也有着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共性，我们不能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并且，相对于出版社，电子书的市场份额也并不是很大。
“岁数不年轻的我头一次面对电脑和网络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恐惧和困惑，顽固拒绝多年后，三年前才使用电脑，但至今依然不会敲字，还靠着中文写字板写字后输入电脑。个人觉得手写汉字有气功学，对身体有好处。这是无奈的选择，没有办法，因为已经完全年轻化的出版社和刊物编辑们，不接受手写文字稿，你小说写得再好，他们也会毫不客气地把它丢进垃圾筒去。”郭雪波说，既然被时代所创造，它也将被时代所选择，优秀的纯文学作品和网络文学中的优秀精品，需要相互靠拢，相互亲近，需要惺惺相惜，相互融入。这才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本报记者 刘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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