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城邦》之后 再无难事

    张大春是位热衷于在写作上不停寻求变化的作家，这几年内地所出他的作品几乎一本一个样。最近，他十一年前在台湾出版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简体版由世纪文景推出。

    这部作品用浩大篇幅写出百年来中国地下社会变迁与江湖风云变幻。故事始于大学时代的“我”（即张大春）在台北三民书局与江湖遗老万砚方的邂逅，之后的情节推展由此打下虚实相间的铺垫，时间是可查的，地点是有迹的，就连人物都大多源自现实中的真名实姓。一直以来华语文学评论界和众多读者仍愿把《城邦暴力团》当武侠小说看，但张大春在这部代表作中所呈现的文学野心显然不止于此，武侠也许只是一个用来承载他的历史、诗词、方术、书法等多个领域积淀的故事平台。

    年初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张大春成了大忙人，光是与《城邦暴力团》有关的发布会、讲座就三场，还抽空客串主持人和陈丹青等嘉宾大谈“这就是民国”。本报记者对他的采访在他抵京当日进行，说起十几年前的旧作，他似乎没太多兴致，起码不如他说起一双儿女、写诗练字、编京剧唱词更兴奋。文学之于他，已不似当初那个“顽童”大头春般狂热。谈及当年台湾评论界和读者对《城邦暴力团》的低估和误读，他还是有点不平。

    读书报：据说《城邦暴力团》的写作源于你十多年前和（台湾）城邦出版集团创始人的一句“玩笑”？

    张大春：当时城邦集团的陈雨航问我，有没有什么书可以给他们出？我说就给你们写个《城邦暴力团》吧。后来他离开了城邦，我也一直没有动笔。直到有一天，台湾《中国时报》的主编，是位老大姐，约我写连载。我说，写可以，条件是你得让我写完。之前我在台湾报纸上写连载从没有登完过，《大云游手》、《刺马》都没写完。老大姐答应了我，我也第一次从头到尾在报纸上写完了这么长的一部书。

    读书报：这部时间跨度巨大、人物众多、主题若隐若现的作品没有“蓄谋已久”的成分？

    张大春：我是一辈子不会写回忆录和自传的，所以我得把自己的故事，不管是我真实经历的还是我想象中的，搜索枯肠也找不到缘由的故事放在一本虚构的书里，就是这部书。书中有“张大春”，文字也比较容易组织，“我”的任何反应都会牵动全书的主轴。何况，《城邦暴力团》的故事还没写完，还有前传和后传，如果都写出来，加在一起怎么也得有上百万字。

    读书报：你在扉页上向台静农、傅试中、欧阳中石等六位前辈致敬，是因为你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他们的影响？还是他们擅长的领域对你的写作有助益？

    张大春：对，最后这一点最重要。比如其中的傅试中先生，可能很多读者不太知道他，他是北京老辅仁大学的学生，教我诗选词选和曲选的时候都七十几岁了。他上课时没有任何讲义，就直接在黑板上写。班上同学喜欢听他说笑话却不喜欢上他的课，非常可惜。那时他也在夜间部教课，我就再去听一遍，想尽办法把他讲的记下来。虽然我父亲在家里也读诗，但不是自己操作，而是欣赏。真正一个字一个字地把一首古体诗写出来，是傅老师教会我的。对我来说，这些老人的样子就印在我的脑子里。

    读书报：《城邦暴力团》的写作过程顺利吗？

    张大春：从动笔到结束，中途没有停，毕竟是在报纸上连载，边写边登。这样的写作节奏我很适应，写《大云游手》和《刺马》的时候就锻炼出来了。记得写完《城邦暴力团》的那一天，我把笔一搁，倒了一杯酒，心想，此后再无难事。

    读书报：连载过程中应该会有很多读者反馈吧。

    张大春：其实没有多少反馈。这让我写作过程中没受到多少外力影响，写得很过瘾。

    《中国时报》的势力在台湾南部，我曾到南部做过一次关于这部书的讲演，现场观众大多是老先生老太太，他们觉得这部书的内容他们很熟悉，问我材料从哪里来的，家中长辈怎么样。再有，我当时在电台“说书”，说的就是《城邦暴力团》，反而听众的反馈比较多。当时这部书在市场上卖得还不错，可是台湾报纸上的书评版面没多少反应，书评家几乎没有人碰这部书。来自文学同行的声音也很少，我大概能够体会，他们是不知道怎么来评价这部作品。好在，读者读着高兴就行。 

    读书报：有评论认为《城邦暴力团》是武侠小说，它同金庸乃至更早的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的作品有何不同？

    张大春：我想最大的不同在于《城邦暴力团》把故事发生的场域从古代的某个地方，散漫的市集啊道观啊佛寺啊解放出来，让故事发生在台北街头，读者会觉得就在他家隔壁。记得我在电台说这部书时，有听众给我写信说你这是恐怖小说，他觉得他生活的城市到处都是黑帮、堂口。

    台湾导演赖声川曾经拍过一部叫《飞侠阿达》的电影，里面有一段就是在拍几个老人在植物园里讲这个说那个。我看了之后和他说，妈的这个情节只用在电影上太浪费，我要重新写写。这部电影对我写《城邦暴力团》有所启发，一开始第二章《竹林七闲》就是由此而来。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个故事仍然没有展开。后来我写了12万字的后传，是反武侠的。

    读书报：就这部作品而言，似乎武侠之于你的写作只是形式上的载体，除了武侠这一面，还有历史和其他领域的信息，这是否是你更想表达的？

    张大春：看起来武打是武侠小说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过招或竞技，俗世的声誉，未必一定发生在武林中人身上。阿城的《棋王》不是写武侠，可是他写下棋的那些文字，气场很足，很武侠。

    说到历史，为写这部书，我翻阅了很多资料，查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逐日记录，包括国内外新闻、社会新闻、文娱影剧八卦等等。那时我还不用互联网，都是手写，查阅之后再动笔，起码日期、人物、时间地点都不至于写错。我会把书中某个人物应该身高多少、体重多少、年龄多少写在一张纸上，想起什么就添上，另外一张纸写故事发生的时间表，其实很多内容书中未必写到，但我得知道。

    读书报：你是武侠小说迷吗？

    张大春：从来不是。小时候我去理发店理发，店里有些专门登武侠小说的杂志，我等待的时候就随便拿来翻一翻，我三十几岁才读到《江湖奇侠传》。不过，有段时间我为了写几篇自认为不能错过的论文，还是去找了一些武侠小说来读，比如写那篇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论文《离奇与松散》（见《小说稗类》）。

    读书报：大量的历史资料积累和真人真事的素材搜集，甚至书中很多人物的名字都确有其人，可这毕竟还是一部小说，你怎么把握真实和虚构的关系呢？

    张大春：在处理那些跟历史比较接近的题材时，我希望接近原始。可是你知道，一旦记录下历史总还是难免有错，不管有心的还是无心的错，求真的过程也是认识假的事物的过程，小说因此有各种在历史和虚构中出入的方法。关键是看你采取哪个角度和观点，我希望有考证能力的读者不会从这部小说中发现错误，而没有能力考证的读者，能从书中找到自己的生命体验。

    读书报：在题记中你写道这是个“关于隐遁、逃亡、藏匿、流离的故事”，为什么以“逃”作为此书的一大主题？

    张大春：我比较心仪的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有“逃”的本事，庄子、孔子都是，什么周游列国，其实是在鲁国呆不下去了。这是我无法避开的主题，在我的作品里逃不掉的主题就是“逃”，像拼图一样，不小心就拼出来了。

    读书报：这几年台湾作家的作品纷纷在内地出版，追随者众，也算距离产生的美感吧？

    张大春：这种热闹绝对有距离的原因，包括我自己的书在内。从1949年到现在，看起来两岸没什么隔绝，但仍然像在看彼岸的风景。我常常打的比方是，一个浪头打下来，先上岸的往往是垃圾。

    内地读者常说台湾作家的文字比较典雅。台湾几十年来的语文教育的确有比较多的古代汉语部分，即使是这样也不意味着台湾作家的语文教养就更典雅。其实真正在文字上出类拔萃的作家很少。

    读书报：当年你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常被称作“顽童”，今天你已过知天命之年，对文学的热情和冲动还在吗？

    张大春：我近来最兴奋的是刚刚完成的京剧剧本，是《水浒108 》之忠义堂，这是我2007年依据《水浒传》改编的京剧的第二部，这一部集中在写晁天王的死，写造反派和投降派的冲突。这个京剧三部曲是预先就有的计划，涉及到我对《水浒传》的想法。

    大概从四十岁开始，我越来越倾向于不读有现代标点的书，读没标点的古书越来越多，光这一点就够说明我对文学的态度了。这几年我百分之八十的空闲时间用在为了一个字去深究上，查字典、判断分析。这些帮我重新打基础，回到写作的本原，反而不见得一定要完成一部小说才是写作。

    对我来说，最向往的境界就是不费力又不油滑地写作。目前我自己觉得得意的就是写京剧剧本，真的不费力。

    本报记者  丁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