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功劳很大瑕瑜互见的期刊目录

    鲁迅在1936年7月7日写给赵家璧的信中说“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工具书可算做今天的盒子炮吧，虽然我并无什么“本业”。计算机时代“一搜即有”，更有“网搜学”在传授，工具书真的也许要没落了，除非你不使用电脑不上网。唐德刚教授说了“如今台北中央研究院已将二十五史与十三经等输入网路；内地甚至已将四库全书全部电脑化……按钮索骥，所需史料简直多至无可招架之程度”。过去做一门学问要做几千张卡片，如今不必费那个事了，一台电脑它替你保管着不计其数的卡片，随时随地听从你的调遣。事情还未悲观到无可救药之地步，比如说大型期刊目录，据我所知，网络的魔爪尚未侵犯或曰尚未顾及。网络再能耐，也得靠人一字一字往里录入，我的私人日记，网络就查不到。

    无意中看到一则广告，告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以下简称“新编”）出版了，我知道消息时书已问世九个月了。虽说已是信息时代，可是我们还是未能及时了解新书讯，幸而不是畅销的书，我很容易地在网络上买到了。这部书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空前的，但它有可能是绝后的。“新编”之前22年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先行问世，“汇编”仅收录了276种（1915~1948）的文学期刊细目，即达三千多页（该书为大16开），编纂者有些吃不消了。276种距离已知的三千多种文学期刊差的太多。22年后的出版环境对于出版这种读者面很窄的工具书而言更加不利。尽管“新编”鼓足余勇，也只是收录了657种，两编相加仍不足三千种的三分之一。所以说后面再想续编的人，怕是会望而却步。“新编”前言中有一段话说出了新的困难：“自1980年代以来，各图书馆均先后开始了馆藏（电子）复制整理，故有相当数量的原刊已经不能借阅、使用，本书的收入量因此留下很大遗憾”。不单是来自电子化的威胁，越往后目录书编纂所必备的专业素养，好像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下面就说说“新编”的功劳和不足的地方。

    “汇编”收录的276种文学期刊虽然数量较少，但是现代文学史所产生的重要期刊十之七八被它收进去了，像二十年代“文学第一刊”《小说月报》、三十年代“文学第一刊”《文学》、四十年代“文学第一刊”《文艺复兴》都收进了。各文学流派的典型刊物，各重要文学团社的代表刊物也没漏下多少。“新编”的收录原则是不能与“汇编”重复，这样使得“新编”先天不足，在重要性上丢分不少。先天不足却带来一个意外的好处，“新编”比之“汇编”少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二十几年前“沦陷区文学研究”还有不少禁区，“汇编”即只收录了3种沦陷区产生的期刊（《万象》、《风雨谈》、《艺文杂志》），甚是小心翼翼。“新编”则挣脱了梏桎，照单全收，像《华文每日大阪》、《满洲映画》、《古今》，过去是绝不能收录的，别说细目了，仅是刊物名字也是犯忌的。

    “汇编”的收录标准为“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学期刊，也酌情选收了一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的综合性文化刊物”（“汇编”前言）。“新编”则拓宽为“收入自1919至1949年期间出版的中文文学期刊及与文艺有关的综合性期刊篇目”。请注意，文学、文化、文艺三者的异同。“新编”里文化的文艺的刊物真是占了很大比重，如果目录还有一种功能叫做“阅读”的话，我这样的杂志癖者真是要大呼过瘾了。老画报是期刊中的一朵奇葩，少人关心，任其自生自灭，实是现代文化资料的一大损失。“新编”收录的《联华画报》，有着非同一般的历史物证的意义，“四人帮”横行之时，藏有这本画报会招致杀身之祸。《良友》是为国人争得世界声誉的大画报，虽然近年出版过影印本，但是售价五位数，普通读者无力购买。笔者二十年来孜孜搜求原版《良友》，也只得五十余册的成果，。今日于“新编”中得读它全部172期细目，聊胜屠门大嚼耳。

    “新编”错字比较触目惊心（除了错字，逗句号的毛病也不少），就不一一指出了，因为现在“无错不成书”，但是做为工具书来讲，错字应该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听说《辞海》每页要校对二十遍。错字或可放它一马，可是一些专业方面的“错”和不足，似应多说几句。

    “新编”称“所收期刊均附有《简介》”，这是很为读者着想的，问题出在简介文字不够规范，有点儿“写到哪算哪”的随意。例如《茶话》的简介有这样的描述“《茶话》的开本为14.5×17.5”，被称为方型刊物”。“开本”只有16开32开等，没有“14.5×17.5”这样的开本。另外“方型刊物”一词特有所指，用在这你得多交代几句时代背景。《春濑》的简介更成问题，“1935年创刊，文艺刊物，由在校青年组成的民间文艺团体春濑社的社刊，创刊于浙江金华。该刊内容有小说、诗歌、时论、政论等。创刊于1935年”。就几十个字，“创刊”就出现了三次；第三句话还念不通。这段话倒是一个错字没有，但是能说写得好么。其实稍认真一些，完全可以写成这样“1935年于浙江金华创刊，由在校青年组成的文艺团体春濑社主办，内容有小说、诗歌、时论、政论等”。

    个人觉得做为工具书，“简介”文字应当只是客观的陈述，不该对刊物加以主观的评语。像《春雷》的介绍文字即似乎稍嫌“越界”——“16开本，文字竖排，现仅有一期。出版时间为1949年4月1日，内容多为诗歌和文艺评论。诗歌大多表现贫苦民众的生活和革命者的精神风貌，具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立场”。其中“现仅有一期”不大严谨，是“只出了一期”还是“你只看到一期”？我记得上学时，老师专门教过“说明文”的写法。期刊简介似应向说明文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靠拢。

    还有一些错误属于“业务不熟”。见到“天地（附：《天地文艺丛书》）”这个条目，便觉得诧异，《天地》我很熟啊，从未听说冯和仪（苏青）在办《天地》时还忙里偷闲出过“丛书”啊。翻到书里一看，才知道编者闹了笑话，哪有什么“本刊还附有《天地文艺丛书》”，谁也不挨谁，时间上对不上，作者也对不上。编者“望文生义”的例子不止这一个，两个同名的《文潮》，编者也失察了，硬给扯成一家人。三十年代吴承仕主编的《文史》竟然和四十年代文载道主编的《文史》扯为一家，还在简介里说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话“1934年4月创刊于北平，编辑者为吴承仕，出版者为中国学院国学系。1944年转到上海，由文史出版社出版，主编文载道，编辑有冒鹤亭、周作人、朱朴之、周黎庵等人”。这都哪跟哪啊。这样的低级失误，“汇编”是绝对不会犯的。才隔了不过二十年，我不禁为我们的学术水平及治学态度退步之快担心起来。

    五十年前就给《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提过建议的姜德明先生，在看了“新编”之后,非常高兴,他对我说,尽管”新编”有这样那样的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它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它使我们知道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那么多有意思的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