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他者文化”的胸襟

    2010年12月14日傍晚，白烨兄来电话说，叶渭渠先生因心脏病突发，已于11日晚去世，我完全不敢相信。知道先生近些年身体欠佳，2009年底曾发过一次心脏病，但他挺了过来，并很快就重新投入翻译和写作。2010年10月间，为加藤周一先生著作集的翻译出版，他和我通过话，在电话里仍然笑声朗朗，说话底气也足，怎么会突然就走了呢？15日，参加完告别会，我仍然不愿相信叶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

    我从书柜里取出叶先生的著述和译作，放在书桌上，看着他题写在扉页上的赠言，泪水不能禁止。我心里默默地想：是的，叶先生确实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些凝结着他的心智和感情的著述一定会长久留存，而对他的最好悼念，应该是认真地去读他的书。

    叶先生以日本文学史研究和日本文学翻译知名于世，也对日本的历史、社会、宗教、美术、建筑等投注了很多关心，并在很多方面都别有所悟。但集中体现他这方面业绩的著作出版较晚，所以，我想就叶先生的《日本文化通史》写下一点自己的阅读体会。 

    何谓日本文化的特性，曾经是日本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日本文化论”方面的论著，林林总总，数量浩繁，这既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也设置了难题，仅仅梳理这些所谓先行研究，恐怕也须要写几本专著了。

    叶渭渠先生的《日本文化通史》（以下简称《通史》）没有把“日本文化”看作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止结构，重视的是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化进程。而在对日本文化的历史描述中，《通史》体现了开放、多元而又前后自洽的文化观。从《通史》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列岛地理自然环境与日本人祖先的诞生”已经可以看出，著者对自然风土对一个民族的形塑力量是相当重视的，却没有像“风土论者”那样，把地理自然环境视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影响一个人群共同体文化性格的因素是多元的、综合的，自然风土主要“是在社会环境尚未确立其政治、经济之前”的“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通史》既注意描述不同影响因素、制约条件在不同时段对日本文化性格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也注意这些因素的相互交错。而即使对日本的上古时代，主要笔墨还是用在了描述人群的活动。从绳文人的渔猎采集、刀耕火种，到弥生人的青铜铁器、水稻耕作，特别是对伴随生产、生活方式变化而形成的社会群体：部落—部落联盟—氏族国家，《通史》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这样的叙述原则也体现在上古以后的时段里，如从飞鸟时代到奈良时代的“大化革新”、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国家体制的确立、平安时代律令体制向“摄关”体制的移行、中世时期武士势力的兴起与“公”（王朝贵族）“武”（将军幕府）双重权力的并立，直至“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政权”确立的以武士为中心的统治体制，都在《通史》里得到较多的篇幅。

    与一般的政治史不同，《通史》在处理这些“政治事件”时，着眼点主要在于这些事件的文化意义及其对整体文化结构的牵动。如第五章“古代文化的新走向”，在叙述律令政治体制确立与佛教文化引入时，便没有仅仅停留在当时的政治权力斗争上，而是以较多笔墨描述了由此导致的佛教建筑、佛教绘画和雕刻艺术的兴盛。再如第六章“古代文化的全盛”讨论平安时代日本文化从“汉风化”到“和风化”转向，则注意结合此一时期“摄关政治体制”的确立、处于上升状态但包含巨大矛盾的统一国家制度的形成状态进行分析，描绘了政治体制与文化形态复杂纠缠的历史图景。在有关室町时代禅文化普及的章节里，《通史》不仅从学理上讨论了作为新佛教的禅宗与作为新儒学的朱子学的各自特色及其传入日本的过程，更强调指出，这两种“新学”之所以能在日本普及、流行，首先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具有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即室町时代的“武家文化”。而这一时期兴起的“北山文化”的奢华风格与“东山文化”的简素淡雅，恰恰表现了武家文化的多面性格。这样的分析，不仅指出了所谓“东山文化”闲寂枯淡的审美情趣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是对以往那些把“空寂”（わび）和“闲寂”（さび）等审美概念玄学化、神秘化言说的一种解构。

    文化人类学上广义的“文化”概念内涵广泛，从生活方式到社会结构，从人的行为方式、精神价值到艺术、宗教意识，都包括在其中（参见青木保：《日本文化论的变迁》）。《通史》的涵盖内容没有这样广泛，但无疑体现了广阔的文化视野。著者更为关切的是人类的“造物”——建筑、雕刻、美术作品及其所体现的意识和精神，设置了相当的篇幅予以描述，且与历史文献相互参证，不仅为解读这些作品提供了相应的历史语境和上下文，更通过作品上所存留的人的文化活动印记，找到了解读文化历史的新线索。这样的例子在《通史》中有很多，如第五章叙述平城京里国分总寺（即现奈良东大寺）的建造，在细致地介绍寺院的木造结构以及“日本最大佛像”——卢舍那大佛的优美表现技法时，《通史》并没有简单地就建筑、铸像论建筑、铸像，而是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再现了国家佛教在各种政治力量冲突中成立的状况，凸现了国分总寺的寺院建筑与佛像塑造艺术所表征的天皇势力与宗教威权结合的意义，同时也指出为“镇护国家”而建造的佛像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实际起到的“加速律令国家衰落”的作用。

    《通史》在解读文化造物的内涵时，不仅努力复原作品产生之时的社会情景，还注意岁月流逝在作品上的体现。最突出的例子是有关《鉴真和尚像》的文字，《通史》在叙述奈良时代的鉴真雕像时，竟然宕开一笔，转而讲述到近世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目睹鉴真雕像有感赋诗的故事：“采撷一片叶，揩拭尊师泪。”芭蕉这首俳句的意思本来是说，感觉鉴真大师雕像的眼神似乎溢着泪水，所以要采一片叶子擦拭，但《通史》的著者对此另有解释，认为这是“芭蕉以其‘顺从造化’的闲寂之心，悟出鉴真和尚圆寂之时对‘回归造化’的感动而落泪”。就《通史》的整体结构来说，这段文字也许可说是略显突兀的闲笔，但肯定是著者情动于中、不吐不快的文字。而这样大幅度的时空跳跃，其实也暗示了这样的意思：文化史上的经典作品，不仅成立于创作的当时，更不断地再生于后世的解读和叙述之中。

    《通史》始终坚持在多元文化交流的框架里叙述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化过程、分析日本文化的特性，这无疑隐含着对日本学术界曾经有过的把日本文化视为独立自足的存在，甚至据此强调日本文化独特性优异性的观点的批评。叶先生曾经翻译过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等著作，与加藤先生的学术精神血脉相通。但加藤先生有关“日本文化杂种性”的观点，主要来自以“战后最早赴欧的体验为基础”产生的对日本文化的“发现”（参见青木保：《日本文化论的变迁》）；叶先生把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概括为“冲突·并存·融合”的模式时，重点分析的则是“日本千余年与中国交往和融合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从这样的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他的日本文化认识其实主要来自中国的文化体验。

    作为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叶渭渠先生是日本文化的“他者”，因此能够以“他者之眼”，观察到置身该文化之中的人所无法顾及和体悟到的内容。而相对于叶渭渠先生生长于斯的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无疑也属于“他者文化”，这使得叶先生能够以理性的态度分析其优劣得失。并且，从《通史》中，也读得出叶先生对研究对象的深切同情。他的叙述和分析都带着浓郁的“同情的理解”，特别是面对优秀的日本文学、艺术作品，他的感动、赞赏和喜爱之情都在笔端由衷地流露了出来。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时刻，叶先生一定感到，自己面对的不仅仅是“日本的”的作品，而是“人类的”文化珍品。这种对待异文化或曰他者文化的胸襟、态度，是相当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