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意象：21世纪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

    季羡林先生曾言：“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进入人类第二个千禧年的中国发展成就，成为这句话最好的注脚。许多西方人都在说，21世纪注定是东方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有许多东方人在说，千年前的盛唐气象又回来了，中华民族要复兴了。美国战略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却冷静地告诉中国人，“中国世纪尚未到来，美国衰落只是幻景”，提醒中国人要保持审慎的乐观，才能真正融入全世界。于是，“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与合作话题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再度成为世界发展的最大语境之一。东方，这个曾经长期在西方欧洲中心主义文化中被塑造成为“一种（西方的）替代物甚至是一种（西方的）潜在自我的”对立面来“获得其力量和自我身份认同”的文明，曾被深深地打上了殖民烙印。著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教授（Edward W. Said）在其大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又译为《东方学》）中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西方的主体身份是建立在把东方殖民地作为“他者”的认识基础上的。当中国的经济成就迫使西方重新审视东方，使中国有机会重塑“新东方主义”的国家文化形象时，我们的国家在文化准备上成熟了吗？在下一个十年里，中国又将以怎样的“文化心态”去迎接经济规模再度攀升后来自世界的各种质疑？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西方与东方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战略思维和商业模式，表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百余年以来，这种差异和隔离以西方的强势主导着东方社会的进程。直到二战以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飞跃以及千禧年之后中国经济的腾飞，使东亚经济规模占据全世界经济总额的40%以上，亚洲文化贸易也占据国际文化贸易总额的40%以上，这从客观事实上改变了东方与西方原有的差异和隔离的定位。在文化产业领域同样如此，当然，对文化产业而言这一转变也显得更为困难。文化产业直接生产出的文化产品是一种有着文化意义和象征价值的精神产品，其背后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的消费驱动。西方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建构对东方社会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向往，这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们仅仅是因为个人的特别经历、个别的偶然选择从而选择向东方探望，还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东方已经强烈影响到了西方——从经济与物质到文化与精神？这是一个答案显而易见的问题。尽管在世界文化产业强国前五强——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中，只有东方的日本以独特的动漫产业发展优势位居其中。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在内——这个从来自视是文化资源丰厚的东方大国，似乎还没有发生与经济崛起相匹配的文化复兴。这是中国文化产业面临的国际尴尬。

    叶舒宪先生曾指出，这个国际尴尬恰恰在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匮乏”。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却面临着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匮乏”，这是资源向产业转化的匮乏。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本质在于富有独特创意的创造性、生产象征价值和形成授权经营模式。而这三点恰恰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软肋。中国的创新教育一直受到诟病，成人的创意思维还在孩童时期就被僵化的应试教育模式所压抑，我们缺乏面对未来的想象力，缺乏讲故事的能力（这从我们每年四百多部的国产电影和年产量分钟数世界第一的动画作品就可以得出结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利用和开掘更是饱受西方社会的争议。当“山寨经济”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知识密集型企业转型的主流模式时，这种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形态升级病态式的前行，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创伤？我们希望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之路能幸免于这一创伤型的发展模式。

    2010年11月5日，负责上海迪斯尼项目管理与开发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和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投资总额约250亿元人民币的上海迪斯尼也正式开工启动。美国迪斯尼乐园落户上海的影响远不止于对上海GDP的经济拉动和劳动力的就业吸纳，它的意义远大于香港迪斯尼乐园的建立。美国迪斯尼乐园落户中国大陆标志着一个最古老的文化中国正在全面接受一个最年轻的娱乐美国。“The old is new”，中国文化的传统记忆如何面对大众消费的当代想象和国际认同，中国人用全方位接受迪斯尼的姿态向世界人民传达持续开放和永续创新的主张。中国会在坚定的变革中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让历史成为现实，让经典成为时尚，让传统成为当下。两个国家的人民、企业和政府都在为此而欢呼、热议。这不知道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胜利，还是美国娱乐文化扩张的胜利。美国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持续地输出好莱坞电影、百老汇音乐和迪斯尼娱乐，从文化消费的最底端建构美国文化最强大的想象。这种通过消费建立霸权的文化建设之路，对于中国在未来十年要向全世界输出“中国梦”的文化软实力塑造来说，还显得步履蹒跚。

    毋庸讳言，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包括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在西方看来，还是价格驱动型的（产品的低价格），是政府引导型的（政府的强力控制），是投资拉动型的，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质量驱动（产品的品质）、市场引导和消费拉动。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是在经济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素，文化产业还面临着文化体制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任务，政府在短时间内还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但无论如何，加强文化创意的创新训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利用，仍然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在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硬件思维之后的软件思维，也是中国真正实现世界文化产业五强的必由之路。

    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那一个民族的生活样式。”文化产业就是要把自己民族的生活样式通过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向全世界传播，得到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民的高度认同。就像现在流行的、具有贵族气的18世纪英式下午茶，其根源在于对当时稀缺的中国瓷器和中国茶的尊崇，对于当时中国上流社会生活样式的向往，从而下午茶成为当时英国上流社会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21世纪的东方意象，就是中国要向全世界展示新东方主义的文化样式。这种东方意象，如叶朗教授所言，就是“要向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有深度的认识”，“要注意展示中国文化中体现人类普世价值的内容”，“要力求展示中国文化的活的风味，使世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流动的气韵”。这种“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意味”，“中国文化的独特光彩和普世价值”，“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世界、人生愿望和审美情趣”，就是“活”的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就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

    从“伦敦共识”到“华盛顿共识”，西方的生活样法一直在引诱、主宰和控制着东方，21世纪，“北京共识”能否真正成为超越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共识？这是“北京知识分子”要向西方和世界进行理论证明的重大现实课题。“北京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能像19世纪的“巴黎知识分子”，抑或是20世纪的“纽约知识分子”一样，在所身处的那个时代以人文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立场和世界公民的价值关怀起到世界批评和国际建设的作用？而正在建设世界城市的北京，又会不会如同19世纪的巴黎曾是欧洲文化流亡者的文化都城、20世纪的纽约有着来自全世界的文化移民一样，在21世纪成为新移民的世界城市？这也将为塑造21世纪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塑造21世纪的东方意象，中国要确立“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在12年前提出了“文化立国”，要把高度现代化的韩国建设成为一个“有品格的文化国家”。而未来的十年更是中国大陆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将继续倍增，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愈发扩大，人均GDP将迈过6000美元门槛，进入国际学者所公认的文化消费的大飞跃时代。“文化立国”，正是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现代化征程中，推动中国从现代工业社会进入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战略准备；就是要让中国有一个与经济成就相匹配的文化准备；就是要让文化发展和文化责任像“毛细血管”那样进入国家公共管理部门的各个领域，通过提升中国文化的人文内涵和精神品格，展示中国当代文化和当代艺术；对内，使中国人除了拥有小康和富裕的“物质”的生活样式，还要拥有一种更高贵、更体面、更有尊严和更有精神追求的“文化”的生活样式；对外，大幅度地提升中国国家的品牌价值，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一个开放、现代、大气、包容的中国国家文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