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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贾平凹的记忆里，父亲只落过一次泪。
文革的时候，当教师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被押送回村劳动改造，那一天贾平凹正在地里干活，听人说父亲回来了，就赶紧就往家跑。父亲一见他就哭了，说：我把我娃害了，我把我娃害了！
这一幕，刻在贾平凹的心里。时光的流逝没有丝毫冲淡这历史长河中平淡的一瞬，反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深刻且不吐不快。44年后，终于发酵了今天64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的写作。
他把故事的镜头，拉回到山水美丽、六畜兴旺、极其闭塞贫穷的山村，借一个叫狗尿苔的丑陋、怪异、自卑、天真的孩子的眼光，看20世纪60年代那场最大的政治运动，看当大风刮来，所有的草木是怎样的摇摆和倒伏？这更是他极其用心的一部作品，修改了三稿，每一稿都是一字一句重写，写作字数前后达200万字，用坏了300多支签字笔，他为此感激那300多支签字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
没有怨恨、没有激愤，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轨迹，在贾平凹平静的叙述中，有缓慢的沉重感，也有荒诞的戏剧性。但是其中对于历史浩劫的解读，对于人性深刻的解剖，又无处不在。
读书报：这是一部必须让人慢下来阅读的作品。您写作的时候，考虑过读者能接受吗？
贾平凹：生活节奏快并不是都要求文学作品的节奏也快，有时恰恰相反，需要慢的东西，静的东西。所谓节奏快，是没有整段的时间去读长篇，但既然是长篇小说，当然不可能像读散文那么方便，古人说“读书为福”，现在好多人是没有了读书的福。也许是电视连续剧看多了，可不能以看连续剧的那种习惯去读长篇小说呀。在写作过程中，我一般不考虑市场、读者，这话可能听着不好听，但我觉得作家不光要适应读者，还要改造读者，让读者跟着你来阅读，如果总是去迎合读者，你一写完读者口味又变了，永远跟不上读者。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卖些字画，经济上能保障生活了，写作上自由度就大一点，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写。我想，我和读者都在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里，我对世界的看法，对生命的感受会和他们一样的，也相信他们能来读的。不可能是所有人都喜欢，但总会有一些人喜欢它。
读书报：是什么触动了您动笔写作《古炉》？
贾平凹：我一直想写这段历史。家庭的变故对我的影响刻骨铭心，想抹也抹不掉。这一场运动如二战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是绕不过去的。我既然经历了那场运动，而且我快60岁了，文革中我是十二三岁，比我小几岁的人大概模模糊糊知道一些，再小的就全不知道了，我应该写写，这也是责任和宿命吧。我一直关注着当代，作品都写当代生活，写完《秦腔》、《高兴》，就那么强烈地冲动着要写文革，于是就动笔了。文革过去了那么多年，什么都沉淀了，许多问题都值得反思，我的兴趣在于文革之火虽不在基层引发，但为什么火一点，基层就熊熊燃烧了呢？我熟悉基层，我觉得社会基层的土壤应该是最重要的，也是小说最能表现的。我写的是小说，不是回忆录，不是报告文学，小说的兴趣在于人和人性。
读书报：写这段历史，您做了怎样的准备？
贾平凹：当年我十二三岁，虽不是运动的主力人群，但可以说是旁观者，整个过程都了解，又在运动中遭受家庭变故，经受了打击和苦难，无论从事实和感情上都记忆深刻。书中所有的情节和细节都是当年发生过的。除了搜寻自己的记忆外，我还找了很多人了解情况，在本地档案馆查过许多资料。文革几乎是中国所有地方、所有人都涉及和参加了，人们太贫穷，富裕使人温和，贫穷使人使强用狠，再加上农村人和人关系复杂，积压的东西太多，人们又习惯了运动和被运动着，人性的恶就集中爆发了。文革在上层可能有政治路线斗争，在基层，就可以说没有了政治，变成了个人恩怨。
读书报：回过头来看，文革对你本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在写那段历史，你是怎样的心态？
贾平凹：文革改变了我的命运，破灭了我上大学的梦想，我只上到初二，初二都没读完，后来受父亲的“反革命帽子”的牵连，当兵不要，招工不要，民办教师不要，代理教师也不要。这就使我的性格发生改变，因要求“不能乱说乱动”，从此胆怯、自卑，少言寡语。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过早地经历了生活上的困苦和世态炎凉。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也正是那时的生存状况，培养了我耽于幻想的能力，承受炎凉人生的能力，这些变成我日后成为作家的资本。现在写那段历史，事情过去了四五十年，我也年近60岁，许多问题能从大的方面去看了，可以说，我是平静的，是耐烦的，想的是人应该怎样活得富裕，活得自在，活得尊严，社会应该靠什么去维系，人和人应该怎样去相处。
读书报：小说主角“狗尿苔”的身上，是不是有您的影子？
贾平凹：是有。狗尿苔是十二三岁的孩子，我那时也十二三岁，我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在文革中的经历见闻和想法。当然，狗尿苔毕竟是小说中的人物，他集中了好多人的故事。
读书报：《古炉》的写作，似乎延续了《秦腔》的写法，重整体，重细节，以实写虚，混沌而来，苍茫而去，在当今文坛上风格别树一帜，这是怎么形成的？
贾平凹：这种写法可能更适合于我吧。我一直写的是当代生活，行文上又想尽力有中国气派，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其实很难，如国画很难表现现代生活一样。这需要作者必须熟悉生活，掌握生活细节，讲究节奏，把味道写足。散文可以这样写，六七十万字的长篇写下来气息绵长就不容易做到。这套写法从《废都》之后就开始了，但那时仅是试验，过渡到《高老庄》，再过渡到《秦腔》、《高兴》，直到《古堡》。人常说“文如其人”，其实只有写到一定程度了才可能文如其人，又常说“得心应手”，即便心里想到的未必能应了手。《古炉》在构思时是艰难的，写作时常有一种快感。年轻时写东西，有激情，锐力外向一些，年龄大了，就可能沉淀了些，想写的都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有了个人生命体会的东西，就不讲究技法了，不起承转合了，没规律了，只想着家常话，只想着朴素了。古人讲的几个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琢磨琢磨，真是这样，可这样也真难做到。
读书报：这种变化，仅仅是年龄与经验的不同吗？跟想象力有没有关系？
贾平凹：任何写法其实跟生命有关，跟生存状态有关，跟文学观有关。而想象力不存在年龄大小，想象力是智慧的表现。智慧是在日常生活中能贯通的东西的积累。我从事写作这一行也三十多年了，写的时间长了最害怕写油了，滑到车辙里出不来。50岁后好像才稍稍知道一些写小说的事，但年龄却大了，精力不济，人生真是悲哀，常常是有牙没饼，有饼了没牙。人的一生干不了几件事，想突破，也只能一点一点向前挪，乐趣也就在一点点的突破上。
读书报：您有危机感吗？
贾平凹：一直有，很强烈。文坛上的淘汰太残酷，十年一个时期，每时期都出现那么多好作家，读他们的作品，你就觉得自己不去突破就不行了。
读书报：您心里的好作品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个大致的标准？
贾平凹：好作品可以是多样的，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作品出来，不会写小说的人读了产生出他也能写的念头，而会写小说的人读了，又产生这样的小说他写不了的念头，那么这个作品就好了。标准看怎么个定法，县上有县上的标准，如老满足那个，永远上不了省上的水平。省上有省上的标准，如老满意省里的标准，也就是个省上水平。咱看一些国内的影视作品，觉得不错，在国内挺轰动呀，可当我看了一些国外的碟，就不满足国内的那些了。文学也是这样。能力够不够，那姑且不说，可这种意识你没有呀。我的这种意识可惜来得太晚，等明白了一些事，差不多年龄也到了五十岁后。
读书报：过去“陕军”叫得很响，有陕军东征的说法。现在看好像弱了，作为陕西省作协主席，您如何评价陕西的作家群体？
贾平凹：陕西的80后90后作家人数不少，在全国形成影响的还不多，这是事实。作协的工作是为作家创造一种写作环境，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写作条件，就像给树浇水、除虫、松土一样。但是，树能不能长成参天大树，却要靠树本身。古人说：花草须得山神佑，大树岂是粪土培。但我要说的是，陕西新一批写作人，现一时还没形成大的影响，他们势头很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一窝子涌出来了。
记者手记
“写作辛苦、痛苦得很。年龄大了，精力不够，想想也沮丧得很。”虽然能在写作中找到愉悦感，获奖无数，又有价格不菲的书画作品足以使他保持写作的纯粹，作家贾平凹仍然偶尔有一种凄凉感。但是很多时候，他庆幸自己还没老。
贾平凹去年5月份交完《古炉》书稿后，接下来的这5个月是他很难熬的时候。他说，没发表作品时，心里惶惶的，发表了还激动。这感觉和年轻的时候一样。他说：“我的情结始终在当代，我的出生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
这句话可以作为解读贾平凹创作的切入口。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寻找社会事件和人物内心的关系，探寻现实生存和精神生存的关系，直到现在，贾平凹也仍然习惯每年都要到最发达地方和最贫穷地方跑跑。而新作之所以名字叫《古炉》，并在封面上设计了“China”字样，也暗含他的本意。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是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通过一个村子来写整个中国，是最大的含义。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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