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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1月05日 星期三

    谢寿光:学术出版如何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

    本报记者 王洪波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1月05日   09 版)

        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迎来了25周年社庆。经历了25年特别是近十余年来的艰苦奋斗,这家当初员工不足30人、只有几张办公桌的出版社已发展为年出书千余种并在人文社科图书出版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品牌出版机构。而自1998年以来,谢寿光一直担任该社社长。只要稍作接触,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充满自信和激情、并且重视战略的人,某种程度上,他的自信、激情已融入并且塑造了出版社的企业文化,使得这家后起的出版社敢于“后发制人”,实现赶超式的发展。至于他的重视战略,记者亦深有感触,在和他有限的交流中,我常常发现,他做着当下的事情,思考和谈论着的却很多是往后几年的事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方面的一系列动作或许为记者这种印象提供了一个注脚。

        “当数字时代来临,出版业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必然要跟着转变。晚转不如早转,所以我们大约10年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谢寿光告诉记者,“当很多出版社还在犹豫不定或仅仅略做尝试的时候,我们已经形成了面向数字时代的一整套架构:我们有一个信息技术中心来负责全社数字化办公、数字化出版等系统的技术管理和支持;我们有独立的数字内容编辑部门,有数字化营销的专门队伍;我们有‘皮书数据库’、‘列国志数据库’等成熟的数字产品;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并且开始从数字出版中获得收益。”

        “皮书数据库”以该社出版的大型连续性系列图书为基础,保存整理了中国社科院近20年间数千名研究人员的年度报告类科研成果,内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教育、金融、法律、旅游、能源、房地产、区域发展等各个行业、区域和领域,并且该数据库以每年递增百余种皮书、约5000篇专题研究报告的速度扩充。“皮书数据库”推出以来,受到了学界、政府部门等各方面的热烈欢迎,目前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很多机构所购买,也使社科文献出版社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列国志数据库”是该社另一个数字出版的拳头产品。这个产品是在该社出版的140余种“列国志”系列图书的基础上开发的,涉及世界上156个国家和若干重要国际组织,对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教育、法律、环境、资源都有介绍,为从事涉外工作的人士提供了必备的参考资料,也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这个数据库推出以后,受到政府部门、商务界人士、旅游行业的欢迎。

        “在数字出版领域,我们的定位是内容经营商,而不仅仅是内容提供商。我认为,如果只以内容提供商的身份与数字公司合作,那么人家仍然是主导者,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谢寿光说。他告诉记者,该社数字产品的销售确实是很费心思的,像“皮书数据库”、“列国志数据库”都既可以打包出售,也可以为购买者提供定制服务,甚至可以以篇章为单位进行销售,以适应不同类型用户的需求。

        社科文献出版社一直以来坚持以学术图书出版为主,基本不涉足文艺、生活等大众类图书的出版,那么,数字时代对学术出版会有怎样的冲击?传统的学术出版社该如何定位自己的新角色呢?

        “应该说,国内的学术出版一直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学术图书总是小众的,市场有限,以前就有一个出书难的问题。而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重新认识,国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投入越来越大,这就间接促成了社会科学图书品种数的爆炸式增长。据有人测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经费平均有25%左右(当然各个学科表现不一样)最后进入了图书行业,这就是资助出版的学术著作大量问世的原因。由此造成的问题就是泥沙俱下,很多达不到出版水平的图书也出了,而优秀的作品反而被淹没在了图书市场的汪洋大海里。”谢寿光说。

        “或许,技术进步可以阻断这种现象。第一,当网络成为学术成果的主要发表平台时,学者就不再完全通过纸质媒体来表达。第二,数字技术的普及可能会改变我们整个学术评价体系(这种趋向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可以看到,比如,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获得菲尔茨数学奖的成果,就是通过与同行电子邮件的交流发布出来的,并且以这个渠道得到了承认)。当依托于网络的同行评议和论文发表机制建立起来,那么学者就不再需要以出书为得到学术承认的标识,到那时,传统纸质图书的出版确实会面临灭顶之灾。”谢寿光分析道。

        确实,从图书市场来看,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出版近年来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品种的增长而增长,但也许目前已到了一个从增长到下滑的转折点。就像10年前的计算机图书市场,一度非常火爆,但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家学习计算机技术都可以通过网络完成,计算机图书也就走向了末路。学术类图书可能也面临着一些相似的情况,“当然,学术类的纸质出版物是不会完全消亡的。因为,对于人文类、思想类图书,纸和思想某种程度上是融为一体的,纸质书能给人带来特殊的美感,人们不可能完全抛弃它。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纸质学术图书会成为数字时代纸质图书生存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阅读纸质思想文化图书会成为一种高品位、高品质生活方式的象征。也许,那时的纸张是可再生的环保纸,也有可能是可以吃的,那时的纸质书是个性化定制的,是可以像艺术品一样收藏的……对未来,我们就放飞想象力吧”。

        谢寿光认为,未来几年内,数字出版一定会有一个高速的增长期,年增长率不会低于10%,甚至会达到20%、30%。“也许用不了多少年,数字出版将成为出版业最大的一个板块。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可能那时三分之一的销售收入来自于纸质图书,三分之一来自于数字产品,三分之一来自于各种各样的综合性的增值服务(比如学术会议、为用户定制研究报告等等)。”

        “总的来说,在数字出版时代,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在内容的掌控和经营商上。这也就是我们近年来致力于学术出版能力建设的原因。第一,我们每年出版的产品中,90%以上都是学术产品,我们就一心一意做学术、做高端,不太涉足其他的图书领域。第二,我们注重打造自己的品牌,除了皮书的出版之外,我们社会学、近代史等方面的图书出版在国内的地位都是数一数二的。第三,我非常珍视我们拥有的出版和学术资源,因为这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生存下去并继续发展的命根子。”谢寿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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