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0年度阅读

    ■吴晓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由于一直关注小说在现代以及后现代的历史命运，也由于开设了“现代小说研究”课程，我的2010年的阅读可以归结为一个主题词：“小说”。

    今年最先重读的书是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把理论建构与小说文本解读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范例。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正是建立在对西方小说的精细而睿智的解读的基础上的。有如鲁迅当年从历史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一样，萨义德也以其独具的慧眼捕捉到了西方小说中隐隐投射着的殖民主义和帝国的历史阴影：“我特别讨论的是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我认为，小说对于形成帝国主义态度、参照系和生活经验极其重要。我并不是说小说是唯一重要的。但我认为，小说与英国和法国的扩张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有趣的美学课题。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原型是《鲁宾逊漂流记》，这部小说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一块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封地。”萨义德把鲁宾逊这个小说人物本身解读成一个微缩版的帝国主义，鲁宾逊的荒岛就是他的殖民地，而他驯化的叫星期五的土著则是他的殖民地上的臣民。鲁宾逊遭遇星期五的小说场景因此就获得了一种寓言性的意义，构成了殖民遭遇的一个具有原型性的初始情境。《文化与帝国主义》也由此启发文学研究界重新在小说经典中回溯人类的诸种起源性情境。虽然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称“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但从萨义德的理论视野中可以看到，小说（文学）依然被理论家们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有些意义还堪称重大，正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中把小说阅读上升到了事关民族国家起源的高度。安德森认为，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为重现“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换句话说，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小说的阅读来想象的。小说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昆德拉的新书《邂逅》中提到法国作家阿拉贡在给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写的序言中说：“小说是人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面包。”昆德拉与他所看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菲利普·罗斯、卡夫卡、卡洛斯·富恩特斯等小说前辈的一次次“邂逅”，也带给昆德拉对小说的“不可或缺性”的重新体认与诠解。当初读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发现他曾经忧虑“小说将和贫困、统治阶级、老式汽车或高筒帽一样，以历史的公正的名义被埋葬”。但历史证明，至少贫困与统治阶级始终没有那么容易地消亡，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说：小说也同样不会消亡。

    2010年度读得最认真的书则是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因为这本书的基本视景构成了我的秋冬季课程“都市文本选读”最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该书揭示了文学与都市之间的互为构建的关系，“当文学给予都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这种共同的文本性……文学文本与城市文本的共生——成为本书方法论的基础”，“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文学中的城市》因此有助于洞见小说中建构的都市历史与图景，也有助于理解小说家看待和呈现都市之视角的特殊性。

    而关涉到现当代中国小说研究的对我深有启发的书，则有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和《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台北麦田2009年）、高远东的《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及陈建华的《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

    我把蔡翔的新著《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首先理解为文学研究，确切地说，作者探讨了小说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政治与文化构成图景中的位置与作用。蔡翔在《导论》中指出：“我讨论历史的目的仅仅在于，在这一历史的运动过程中，文学叙述了什么，或者怎样叙述。”我喜欢蔡翔把对小说叙述的分析视为本书预设的主要对象，这本书也启示我怎样在小说解读与政治阐释之间建立历史性的关联，怎样把思想和理论的锋芒建立在文学性探讨的基础上。《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是王德威2006年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短期课程的讲稿。本书深掘了中国文化与文学中的最具有本土性的“抒情”传统，同时又并非像那些极端的“本土”论者视“传统”与西方无涉，而恰恰在现代性话语中审视“抒情性”与启蒙、革命、国族、时间、历史的深层关系。本书犹重凸显“抒情性”的政治维度，其内里则与主体的建构，与国人的拯救，与历史创伤的弥合密切相关。由此，“抒情”也是一种“情感结构”，既与政教论述相通，也是生存情境的编码形式。读高远东的《现代如何“拿来”》，我尤其得益于作者对鲁迅小说的研究。该书对鲁迅《故事新编》的新阐释，目前研究界或许无出其右者。我赞赏的是作者把小说解读渗进中国历史的黑暗域，非此无法透彻地理解鲁迅独有的小说视野，尤其是那部众说纷纭却仍难索解的《故事新编》。

    今年也读了不少小说新作。令我震动的是村上春树《1Q84》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因为这部小说第三卷的中文版尚未问世，难以从整体性上进行评论，暂时只能说村上的新著为日本小说乃至小说本身重建了多维度的可能性空间。另一部可分析的小说是《山楂树之恋》。从小说学的意义上说，艾米的《山楂树之恋》不是一部技巧成熟的作品，但如果把张艺谋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也纳入进来的话，可能就拓展了讨论空间，这就是电影与小说之间形成的既可能是差异性的，也可能是共谋性的空间。如果考虑到小说《山楂树之恋》是一部作者在美国的海外汉语书写，同时又先是在网络上走红，然后才被张艺谋看中，可能就更加富有意味。我试图关注的是：在今天这一后革命的网络和消费主义时代，一个发生在文革后期的关于匮乏的故事究竟是怎样被小说和电影讲述的。福柯有句名言在此可以套用：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正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重新讲述所谓“最干净的爱情”的后现代语境中，《山楂树之恋》构成了我们审视当下中国文化症候的一个非常具有可分析性的文本——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