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阅读

    ■陈众议（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

    今年读书不少，但并非每一种都印象深刻。2009岁末，《失落的秘符》以惊人的印数，像一颗彗星划过被金融风暴阴霾笼罩的天空；对于日趋迷糊的图书市场，则犹如一座航标，恰尽其用。它给文学带来某种信心，一如卡梅隆以《阿凡达》为电影注入新的生机。然而，无论是丹·布朗还是卡梅隆，终非文学和电影的万能钥匙。他们成功的秘诀也许充满神奇，但对于我国文学界、电影界，却只能是一种参照。仅此而已。且说丹·布朗将西方文学的流行要素（尤其是传统畅销秘诀）玩弄于股掌之间，以致各色畅销“秘符”悉数登场：秘密加谋杀加惊悚加悬念加秘密社团，还有美女主角或搭档、神秘摸测的对手和险象环生的情景、分镜头式的描写和层层递进的情节，等等。凡此种种不是很令人迁思某些惊悚、神秘的好莱坞电影吗？此外，《失落的秘符》称得上是一座美轮美奂的符号迷宫。秘密的主要持守者是彼得·所罗门，他的姓名便是一个典型的符号。彼得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大使徒圣彼得。圣彼得原名西门，彼得是基督对他的指称，在拉丁文中意曰石头，这和小说的秘密之所在——石金字塔相关联。而所罗门则是典型的犹太姓氏，与犹太先知所罗门关涉。小说从彼得之子丧心病狂地寻找秘密开始，并由彼得那充满秘符的断手及其《灌水茶楼》式的神秘指向引出符号学家兰登教授。兰登和彼得的妹妹凯瑟琳与乔装打扮的凶手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中央情报局一干人等惊险周旋，可谓九死一生，最终揭开了谜底——共济会的核心秘密，即“失落的秘符”。这个秘符比《达·芬奇密码》中的“倒金字塔”（“圣杯”意象）更形上，盖因它是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理念——“赞美上帝”。

    《龙文身的女孩》（译名中的助词“的”纯属多余）。这部出自瑞典作家拉森之手的畅销书也曾风靡一时，并雄登当年欧洲畅销书榜首。众所周知，龙在汉文化圈是祥图腾，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却象征恶。龙文身女孩便是这样一位亦正亦邪的嬉皮士人物，她以牙还牙、以恶惩恶的方式服从于原始冲动，显然既不为法律所容，也不符合职业道德。但正因为如此，阅读它，某种邪恶的快感便会油然而生，以至于令人血脉贲张。比如沙兰德对性虐狂毕尔曼的报复，又比如她对大财阀温纳斯壮的釜底抽薪等等，犹如醍醐灌顶，让人幡然觉悟的却是某种原始的激情。这种亦正亦邪、正邪并存恰恰最符合世道人性的两面与复杂，也是本书最出彩、最吸引人、最快意恩仇的地方。与此相对应，小说意欲打破类型界限的努力可谓显而易见。作品虽偶然提到了当今西方畅销小说屡试不爽的塔罗牌、相术等，却没有因循哥特式小说、中世纪传奇和神秘主义的匪夷所思。在我看来，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作家能像他这样将畅销要素推到这样的化境。托尔金没有做到，罗琳没有做到，丹布朗无疑也没有做到。现代类型作家柯南道尔、普佐、克里斯蒂、希区柯克等等，更没有哪一位达到拉森的维度。于是，婚外恋、女同志、双性恋、性虐待、性报复，外加司法、媒体、骇客，乃至乱伦、密室、欺诈、谋杀，再加上各种现代指涉，如网络犯罪、新嬉皮士、“9·11”、闪电式情爱等等，小说简直是现代文明要素及其矛盾的大杂烩，而且烩得不动声色，其麻辣程度更是难有匹敌者。除《圣经》外，小说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或文化经典几乎没有任何指涉。而且《圣经》的引入恰恰也是因其争议最多的摩西三书（《肋未记》）中的一些片段，它们与性虐杀狂戈弗里·范耶尔的罪行联系在一起，从而对犹太-基督教文明进行了解构。作为超级畅销书，它的不足是结构松散，而且上半部尤显冗长。

    和龙文身女孩几乎同时跃入视阈的是《全球脑的量子跃进》（译名中的“的”字又属多余），其作者拉兹洛是上世纪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核心成员、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对他的政治立场我不能苟同，对他的所谓“全球视野”也难以轻信，但他针对人类贪婪所提出的“进化与毁灭”概念及由此推演的“霍逻斯”思想（以取代“逻各斯”文明）还是值得关注的。他的文化理念接近于方兴未艾的自然伦理，即将自然和人类发展纳入同一维度来统筹考量。他的不少现实观点令人迁思霍金的末日论，但比后者更具西方色彩。比如他在碳排放和温室效应等方面的笼而统之的立场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如果说拉森的批判是指向西方文明的，那么拉兹洛显然把“解决问题”的筹码分摊给了全世界。

    年中忆旧，并有感于中国文艺的喜剧化倾向，潜心重读了但丁至塞万提斯，其中包括萨凯蒂和普尔契、博亚尔多和阿里奥斯托、福伦戈和拉伯雷、曼里克和薄伽丘等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一干作家，一并考察了西方近现代文学及文化走向，发现喜剧对宗教神学的冲击远甚于其他。如是，但见15、16世纪南欧大小不等的各色喜剧院、喜剧场如雨后春笋，从而以燎原之势对教廷和宫廷文化形成了重重包围，同时也为西方的去经典、反英雄写作奠定了基础。这在之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中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润滑剂，不仅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封建文化，也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并终使个人主义和拜物教所向披靡、技术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甚嚣尘上。而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载体，无疑也是自由主义的温床。十四世纪初，但丁在文艺复兴的晨光熹微中窥见了人性（人本）三兽：肉欲、物欲和狂妄自大。未几，伊塔大司铎在《真爱之书》中把金钱描绘得惊心动魄，薄伽丘则以罕见的打着旗帜反旗帜的狡黠创作了一本正经的“人间喜剧”《十日谈》。十五世纪初，喜剧在南欧遍地开花，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笑、恶搞充斥文坛。十六世纪初，西、葡殖民者带着天花占领大半个美洲，伊拉斯谟则复以恶意的快乐在《疯狂颂》中大谈真正的创造者是人类下半身的“那样东西”，惟有“那样东西”。十七世纪初，莎士比亚仍在其苦心经营的剧场里左右开弓，而塞万提斯却通过堂吉诃德使人目睹了日下世风和遍地哀鸿。十八世纪，自由主义鸣锣开张，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拓展……一不留神几百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不论你愿意与否，世界被跨国资本主义拽上了腾飞的疯狂列车。人类能否进入下一个历史阶段，还正要看资本逻辑能否得到有效的抑制。

    然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津津乐道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10月，瑞典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巴尔加斯·略萨便又是一个显证。且说此翁的文名无庸置疑，但躯体里流淌着的却正是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血液。换言之，他骨子里是个自由知识分子，尽管在不同时期或因环境变化，其自由意志、自由思想的色彩有所不同。巴尔加斯·略萨奋起于上世纪中叶，在传承批判现实主义衣钵、追随萨特造反的同时，以出神入化的结构艺术重新编织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与此同时，其个人生活虽演绎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本质上无不契合自由和率性。这自由颇似陈寅恪先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力度更强，涉意更广，盖因它在一定程度上于巴尔加斯·略萨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或思想，而且还是一种行为方式。首先，他与表姨（舅妈的妹妹）胡利娅和表妹帕特里西娅·略萨的婚恋令人费解，其次是与挚友马尔克斯的恩怨让人摸不着头脑，再次是刚刚还在竞选秘鲁总统却转眼加入了西班牙国籍。凡此种种，无不使人猜想他在用小说的方法结构他的人生（反之亦然）。当然，他闻达文学殿堂得益于诸多客观因素。其一是冷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适逢冷战如火如荼，作为“文学爆炸”的主将，巴尔加斯·略萨和众多拉丁美洲作家成为东西方读者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一方面，文化传统使然，拉丁美洲是美国和西方的“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古巴的存在和时代的左转又将拉丁美洲推到了反帝、反美的前沿。其二是全球化。随着冷战的终结，意识形态的“淡化”，拉丁美洲率先成为美欧跨国资本的“校场”和“后院”。春江水暖鸭先知，巴尔加斯·略萨以其独特的方式感悟并且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推出了一系列充满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作品并于世纪之交再次转向，但更富“国际色彩”，对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之类的充满了怀疑（比如《坏女孩的恶作剧》等）。而诺贝尔文学奖堪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自由主义倾向和文学才华的最好褒奖。

    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理想主义精神归根结底是数百年来西方价值的一种体现或浓缩（近十几年，这种体现或浓缩得到了擢升）。它便是文艺复兴运动以降建立在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自由即个人选择生活的神圣权利和既无外来压力，亦无附加条件，完全尊重个人的聪敏与智慧……也即以赛亚·柏林所说的‘否定的自由’，即不受干扰的和非强制性的思想、言论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