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闲评”不平

    “经世致用”是郎追求的问学旨归。尽管与主流经济学界格格不入，但在民众处，郎咸平获得了“良心经济学家”，“敢于说真话”的认同。郎咸平的被认同，一方面是因为其言论迎合了弥漫在大众间的普遍的焦虑情绪，同时他也无疑具备了放大甚至制造公共话题的能力和影响力。

    当口袋里的钱还够花的时候，不会有太多人关心“经济”这么宏观的问题。但是当生活中处处捉襟见肘之时，通货膨胀、CPI高企一类的经济学术语，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普通人的街谈巷议中。

    2010年于中国宏观经济、民众生活而言，是别有意味的一年。一方面，中国经济顶住全球金融危机的逆风回升向好，引国际社会无比艳羡，一方面，普通民众被一波又一波的“豆你玩”、“糖高宗”袭击，一个劲儿地慨叹个人收入的增加远远追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

    当被不满情绪支配的时候，人的信息处理系统会自动形成一种奇怪的过滤机制：负面新闻更容易被接收和联想放大，相应的，对特定对象批评的声音也更容易得到认同。这些年来，曾经风光无限的经济学家们招致的质疑越来越多，但也有例外，素与内地“主流经济学界”格格不入的郎咸平，则因其一贯的学术立场与话语姿态，在民营企业界和普通民众间培养起越来越强的影响力。

    年初，郎咸平曾预言中国经济将面临三大危机：资本泡沫化、经济停滞化、通货膨胀。9月，郎推出新著——《郎咸平说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尽管副标题“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话”不免有噱头之嫌，但新书仍被冠以“道出了百姓心声”，大大畅销。对于多数民众而言，在一个“涨时代”难免会有一些想法欲归纳而无头绪，有一些话想说而无从表达，这个时候，郎咸平恰好又一次说出了他们想说的，或者是说出了他们想听的。是啊，为什么我们的收入这么低？为什么我们的物价这么贵？为什么我们看病仍然这么难？为什么我们的房价还是这么高？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难道我们不该问一问吗？

    实际上，经常收看广东卫视《财经郎眼》节目的读者，不难发现该书中的绝大部分章节均已在上述节目中被谈论过，甚至许多段落的内容完全就是电视里的文本拷贝。《财经郎眼》是广东电视台在2009年6月推出的一档聊天式新闻评论节目，在每期节目中，郎咸平担任主讲嘉宾——也是该栏目的主打卖点——国内外的热门事件（不独经济领域），都会得到“郎式风格”的点评。因为是在上星的卫视中播出，节目拥有一定的观众群，其视频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找到，但这些都不影响纸版图书的热销。不单这一本，由东方出版社策划出版一系列郎咸平的图书，已经成为该社的一大品牌，本本销量超过十万。这个数字是国内多数经济学家出版的著述所无法达到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学家们在民众间所获得的支持率的差别。

    郎咸平的被认同，一方面是因为其言论迎合了弥漫在大众间的普遍焦虑的情绪，不管是真是假，至少表面看上去，他更像一些行政官员所时常自我勉励的那样：“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一方面也得益于他的“对手”们的傲慢与偏见制造出的与公众的距离感。长久以来，受“读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传统影响，我们国家的许多精英学者（尤其是靠近权势的那一部分）保持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精英和草根的分野是天然的，甚至认为两者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支配与被支配”、“被服从与服从”的关系，精英阶层负责指明方向和制定路线，草根只需跟着埋头苦干就可以了，至于两者之间的互动，那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他们更愿意在自己认可的圈子里交流和应酬，清高些的“仰天大笑出门去”，功利些的“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封闭的圈子会导致话语偏于狭隘化，失去鲜活性，他们的观点也许在学理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当试图与大众沟通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总不能顺畅地到达被传输对象那里。郎咸平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障碍，讲故事、举实例、提供数据支持是他惯用的讲演手法，由“风起于青萍之末”起，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止，是他常见的讲演套路。有时候他的话语方式甚至近似评书，比如他会在演讲中说：“如果你胆子够大，你还敢听的话，休息15分钟回来再谈。”郎咸平热衷于在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演讲，最疯狂的时候，61天安排了62场演讲，却仍然乐此不疲。过于靠近媒体和市场，“像明星不像学者”，是郎咸平为人诟病的行为习惯之一。但郎本人显然不讳言乐于成为一名“明星学者”，早年间他曾宣称自己渴望成为“财经界的谢霆锋”，后来也曾玩笑说：“我人生目标也改了，不想当教授，我现在最大的人生目标是参加明年的央视春晚……”

    演讲、出书、上电视，就是在这些被学界人士斥之为“赤裸裸的捞钱”活动中，郎咸平完成了他的贡献之一，将一些经济学的概念和常识普及给了大众，比如当年因一贯为中小股民说话和致力于维护中小股东权益，而得名“郎监管”时，他说：“请各位公民必须清楚一点，上市公司接受批评是应该的！因为上市公司是大众持股公司……上市公司是属于股民的。”这种话，对大多数怀揣发财梦只想在股市上捞一票的小股民以及诸多上市公司的老总而言，都不啻是股权意识的启蒙。很多时候，郎讲的只是一些常识，甚至是大白话，就是这样，也能制造轰动效应，客观说，这反映出我们经济学素养的基础有多么差。

    还有一种更极端的说法，认为内地把持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家”，多已投靠利益集团，成为其代言人，“走向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而郎咸平则被塑造为“良心经济学家”，“敢于说真话”。郎至少不反感被这样标榜，他还愿意时时刻刻流露出“爱国主义热情”，比如他始终坚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甚至书都以“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名之），不断抛出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认为华尔街不但控制了我国猪肉市场，甚至掌握着微至“青椒炒肉丝”区区一盘菜的定价权，而面对美国政府即将发起的“金融超限战”，我们几乎毫无胜算……

    他曾概括出“中国左派经济学家没水平，右派经济学家没良心！”这种刺激性极强的话，他的一贯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当然会招来非议。他总会被拿来与“主流经济学家”做对比，但他们彼此间的不屑与疏离日益明显。变化也在同一个郎咸平身上发生。“郎旋风”刮起的时候，郎咸平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弊病，独力大战“德隆系”，炮轰顾雏军、三叩TCL、四问海尔……从2006年开始，郎咸平与人正面论战交锋明显减少，将炮火直接对准某个具体企业的情况也已不多见。一些看似犀利的言论，细考量也不过外方内圆。与此同时，其视野也更开阔，有关民生的方方面面都在关注之内，甚至连今年最火的电视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他观察到的是年轻一代中滋生拜金主义的无奈，提出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没有出头机会”这一类问题。尽管《财经郎眼》标榜自己“生活无处不经济，郎眼看来不寻常”，但可以看出，超出其主攻方向（公司治理和财务分析）的一些问题上，郎的评判逻辑漏洞很多，结论也失之草率。不过无疑郎咸平已经具备了放大甚至是制造公共话题的能力和影响力，他所讨论的问题，经常会引起普遍关注。这能在多大程度上唤醒公众意识、形成舆论监督的氛围，不好说，但会有积极的一面。

    当年有经济学家对媒体表示：“郎咸平没有把‘国资流失’研究诉诸经济学界，而是诉诸媒体，由此可见呼吁的不是学界，而是公众的反应，是炒作。”这样的逻辑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都是一样的荒唐，但是谁又能否认，隐含在背后的力量有多强大呢。

    也许是对“中国国情”有了更多体认，也许是发现了“更大的市场”，现在的郎咸平，仿佛愈发“学术明星”化了。他的言论真正贴向了“闲评”，越来越以“轻、快”为主，往往只经简单的几步逻辑推进，就给出截然的结论，并贴上“这就是问题的本质”的标签。这为他招致了“摇滚经济学”的嘲讽和“不严谨”的指责，但郎显然不在乎：“我就是要呼吁公众意识的觉醒，来推动我的主张实现。我根本就不稀罕经济学家对我的肯定，我真正稀罕的是民众和企业家对我的肯定。”郎咸平主张以“大政府”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社会，反对“低度开发国家”过早进行民主化，自由化，这是他与内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最根本的分歧之所在。

    “我跟别人的不同在于，我彻底地了解世界历史，彻底了解什么叫民主。”如同内地经济学家通常拿“不了解中国国情”这顶大帽去扣郎咸平，后者也以“不够了解世界历史”攻击前者：“你以为我们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讲的民营经济、自由、民主、选举、议会、小政府，会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吗？这些理论是对美国或欧洲政治体制肤浅的看法，这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最危险的地方。”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内地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面临日渐萧条的困窘，无法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和成长给予理性解释和科学指导；新自由主义学派也陷入新的困境，其崇拜的“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与此相关联的反思在中国思想界蔓延。

    始终有批评的声音指责郎咸平“不了解中国国情”、破而不立，实际上，“经世致用”是郎自诩追求的问学旨归，这个出生在台湾蒋介石时代、经历了台湾民主化历程又游学美国主攻经济学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掉入非此即彼的逻辑陷阱。他既相信强制政府的必要性，也坚决捍卫个体权利，他获“主流”公开认可很少，但其预言却每每坐实。他解决不了我们面临的挑战，但他还在自己的路上跋涉，无法预言他会在自己的方向上取得怎样的成果，但可以肯定，郎咸平的努力和作为，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这个阶段，自有其价值。

    本报记者  韩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