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女娲原型为西洋模特

    鲁迅说过，他小说中的人物模特儿，不专取一个人，往往是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全集》第四卷，5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这已是人所熟知的文学故实了。

    鲁迅小说中独有一个人物，用的却是西洋模特儿，这个人物就是《补天》里的女娲。这一点，似乎不大被谈起，算是“僻典”。

    历来的作家、艺术家、学者们对《补天》的色彩描写，印象深刻，叹赏有加，比如著名画家张仃先生早在1942年即写过一篇文章，谈论鲁迅作品中“绘画色彩”时，其中写道，“很容易引人联想到印象派的色彩”（引自郑家建《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22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

    说到“印象派色彩”，孙郁先生在他那本令人难忘的、专谈鲁迅藏画的书中，也有相近的观感和描述：

    “我读鲁迅的小说《补天》时，看到起笔中对天地之色的描绘，有着色欲的美。也就怀疑是印象派的手段的移植。……女娲的形象，让我想起梵·高笔下的女子，耀眼的光有着性感的充实。……假若把这些文字和印象派画作比较一下，是不是有着类似的冲击？”（《鲁迅藏画录》，55页，花城出版社，2008年）

    《补天》中起笔两段文字，相关著述或文章中，很少不被引用的。美文欣赏千遍，仍不失美感，现亦引如下：

    “粉红的天空中，曲曲折折地飘着许多条石绿色的浮云，星便在那后面忽明忽灭的睒眼。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溶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

    “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

    孙郁先生“怀疑”小说关于色彩的描写，移植了印象派手法，其实这怀疑早就被张仃先生以专业资格所证实，惜乎他未看到张先生文章。但他由“色欲的美”和“性感的充实”，将女娲和凡高笔下的女子联想到一块，毕竟是眼光独异，“观书如观画”。

    除了“色欲的美”，女娲身上还有一种其势不可压抑、饱满洋溢的生命力，也即小说开首所写“弥漫在宇宙里”的“气力”。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据此而视女娲为鲁迅关于欧洲近代文明中“人”之观念的具象化，令人联想到“维纳斯之诞生”的构图，因而是一个具有“西欧风范”的人物形象：

    “这开篇部分的描写，在鲁迅全部作品中是极少见的。那由‘桃色’、‘玫瑰色’、‘肉红色’等彩红色基调构成的色彩绚丽的背景描写，不仅和‘晦暗画’的《呐喊》其他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在鲁迅的全部作品中，恐怕也是不见于他类的。况且，在明丽的背景下，鲁迅描绘的还是女性丰满的裸体形象。洁白的女体浸浴在玫瑰色的光海里，四处飞溅着浪花……，这情景，会使我们联想起温暖的爱琴海之波和‘维纳斯之诞生’……的构图。”

    “鲁迅描绘的这个女娲形象就具有下列特征：本源的生命力（也包括性欲）及由此而生发的创造性、天真无邪的豁达、现实的行动力、不畏艰苦的强烈意志力、劳动精神和牺牲精神。”

    “这是鲁迅向自己认为的处在欧洲近代文明根底的‘人’的观念，赋予的一个具体形象。这个形象是西欧近代人性观的人格化（性格化），是个具有西欧风范的人物形象。”（《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144—1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鲁迅写作《补天》，其时为1922年，中国女性从封建制度禁锢中解放出来，不过10年时间；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鲁迅极沉痛地写道，千年重压，结果是，女性的“精神”连同她们的“体质”一样，“成了畸形”（《鲁迅全集》第一卷，122页）。畸形精神和畸形体质的女性，没有资格做小说模特。鲁迅即便再有能力，从浙江取来一嘴，从北京取来一脸，杂凑成一个人物，然而那双脚又从哪个省哪个县取来？“不由的跪下一足”、“伊伸了脚想踏住”的那般健全有力的脚，于彼时的中国，是一双也找不出来的。

    那么，这天足，这美健硕俨之身体，这拥有弥漫于宇宙之生命力的全个人物，只得取法乎西洋——鲁迅从他关于西方艺术的观念中，从他早年摩娑品味的画册中，渐次生成，孕育而出，成就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符合人性标准的理想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