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江老“多写回忆录”的倡议

    著名法学家江平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以最高票当选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并被授予“年度推荐”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江平说“有一点风气还需要再变化一下”，“因为活着的人来写自传，弄不好会被人感觉是出风头，是更多的表现自己。所以写的人多少有所顾忌，我本人写的时候也有顾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提倡，特别是经历了各种磨难和波折的人，多写一些回忆录，多写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读者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比较，才能真正吸取我们的历史教训。”（11月30日《深圳商报》）在笔者看来，江老“多写一些回忆录，多写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的倡议，值得引起重视。

    名人回忆录，包括传记，一直是读者喜读的一种体裁。它对于历史的认识、真伪的辨别、以及反思和借鉴都有颇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再现历史、帮助读者了解过去的载体和窗口，特别是对于历史人物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今中外，不少历史、文化名人都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有些甚至成为了经典名著，如卢梭的《忏悔录》。某出版社曾推出“中国人自述丛书”，收入季羡林《留德十年》、《冯友兰自述》和梁漱溟自述文录《我生有涯愿无尽》，广受读者好评。在笔者的阅读经历中，蒋梦麟的《西潮》、何兆武的《上学记》都是值得推荐的经典。

    但正如江老所说，依传统的观点看，活着的人来写自传，弄不好会被人感觉是出风头；再就是有点不吉利。因此许多名人在离开后，并未留下回忆文字，对于后人了解、认识历史，探究历史事件和时代真相，都增添了难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名人回忆录，就是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

    毫无疑问，回忆录首先是个人的，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历史无法脱离具体的个人而单独存在。对于历史、文化名人来说，写回忆录，留下一份历史的见证，不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也是历史的责任问题。然而可惜的是，很多历史、文化名人却选择了缄默。例如导演彭小莲最近披露，她准备拍摄一部关于“胡风集团”的纪录片，其中采访了绿原、何满子、梅志、贾植芳、谢韬夫妇等，但当她找到当年重要的当事人舒芜，后者却拒绝采访。当然他也有沉默的权利，但沉默本身却无法帮助后人理清尘封的历史真相。

    其实不光是名人，随着口述史学的兴起，现在史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普通人的历史。上世纪4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在美国产生，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近些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中国大陆史学界所重视。另一方面，报纸、电视台开辟了诸如“百姓纪事”、“记忆”等栏目和专题，记录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最近《南方周末》有关“红卫兵道歉”的报道引人关注。笔者就在想，当年的红卫兵们，在向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的老师道歉的同时，如果能更进一步，通过写回忆录、自传的方式还原历史，让后人更深刻地认识、解读当年的悲剧，对于国人“真正吸取历史教训”，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当然也需要警惕的是，现在不少“名人”的回忆录、自传，往往空洞无物，要不就是自吹自擂，拔高自己、贬低他人。卢梭曾经批评过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实际上的那样”。这种欺世盗名的回忆录、自传，就不是什么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而是歪曲历史的罪证了。总而言之，写回忆录、自传，还要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

    上海市余姚路  陈  才

    著名法学家江平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以最高票当选深圳读书月2010“年度十大好书”，并被授予“年度推荐”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江平说“有一点风气还需要再变化一下”，“因为活着的人来写自传，弄不好会被人感觉是出风头，是更多的表现自己。所以写的人多少有所顾忌，我本人写的时候也有顾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提倡，特别是经历了各种磨难和波折的人，多写一些回忆录，多写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读者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比较，才能真正吸取我们的历史教训。”（11月30日《深圳商报》）在笔者看来，江老“多写一些回忆录，多写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的倡议，值得引起重视。

    名人回忆录，包括传记，一直是读者喜读的一种体裁。它对于历史的认识、真伪的辨别、以及反思和借鉴都有颇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再现历史、帮助读者了解过去的载体和窗口，特别是对于历史人物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古今中外，不少历史、文化名人都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有些甚至成为了经典名著，如卢梭的《忏悔录》。某出版社曾推出“中国人自述丛书”，收入季羡林《留德十年》、《冯友兰自述》和梁漱溟自述文录《我生有涯愿无尽》，广受读者好评。在笔者的阅读经历中，蒋梦麟的《西潮》、何兆武的《上学记》都是值得推荐的经典。

    但正如江老所说，依传统的观点看，活着的人来写自传，弄不好会被人感觉是出风头；再就是有点不吉利。因此许多名人在离开后，并未留下回忆文字，对于后人了解、认识历史，探究历史事件和时代真相，都增添了难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名人回忆录，就是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

    毫无疑问，回忆录首先是个人的，但同时也是历史的。历史无法脱离具体的个人而单独存在。对于历史、文化名人来说，写回忆录，留下一份历史的见证，不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也是历史的责任问题。然而可惜的是，很多历史、文化名人却选择了缄默。例如导演彭小莲最近披露，她准备拍摄一部关于“胡风集团”的纪录片，其中采访了绿原、何满子、梅志、贾植芳、谢韬夫妇等，但当她找到当年重要的当事人舒芜，后者却拒绝采访。当然他也有沉默的权利，但沉默本身却无法帮助后人理清尘封的历史真相。

    其实不光是名人，随着口述史学的兴起，现在史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普通人的历史。上世纪40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学在美国产生，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利用。近些年来，口述史越来越被中国大陆史学界所重视。另一方面，报纸、电视台开辟了诸如“百姓纪事”、“记忆”等栏目和专题，记录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最近《南方周末》有关“红卫兵道歉”的报道引人关注。笔者就在想，当年的红卫兵们，在向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的老师道歉的同时，如果能更进一步，通过写回忆录、自传的方式还原历史，让后人更深刻地认识、解读当年的悲剧，对于国人“真正吸取历史教训”，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当然也需要警惕的是，现在不少“名人”的回忆录、自传，往往空洞无物，要不就是自吹自擂，拔高自己、贬低他人。卢梭曾经批评过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实际上的那样”。这种欺世盗名的回忆录、自传，就不是什么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而是歪曲历史的罪证了。总而言之，写回忆录、自传，还要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