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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权威推荐书目曾将两位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入书目的前十位，排在圣经以及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等西方经典作家之后。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托尔斯泰传》里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最恢宏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昂纪》”。这部举世公认的不朽名著反映了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二〇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战争与和平环境中的俄国社会风貌。
托尔斯泰说：“我希望，读者不要在我的书中碰到或寻找我不愿或不善于表达的东西，而恰恰要把注意集中于我想表达，却认为不便细说（限于作品的条件）的地方。”（《战争与和平》，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1686页）。这是作家对读者的希望，也是对翻译家的希望，而翻译家的学识（中外文造诣以及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才华和努力，以及在这些方面的欠缺，都必然地会反映在他的译作中，因而产生一些很不相同的译本。
译作是否忠实于原著是有标准的，那就是原文。笔者想通过若干译例的比较对译文试加评说，想必慎于选择读物的读者是会感兴趣的。
凡是我的译文均注明页码（以最新的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为例），以便读者查考，而用来对比的译文则并不注明出处，因为我只着眼于译例本身，并无对其他翻译家不敬的意思，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几句译文的正误并不能反映某个译本的整体水平。
一个词的错译：
拿破仑在莫斯科大会战中……
“莫斯科大会战”云云是违背历史的无中生有，而且小说中也写到，库图佐夫早在菲利的军事会议上就不顾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断然不准放弃莫斯科”的旨意，力排众议，毅然宣布“我——决定撤退”，对放弃莫斯科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造成这个违背历史的错译的原因只是一个小小的失误：译者可能不知道，俄语Москва这个词也指流经该城的那条河，即莫斯科河，于是硬是译成莫斯科，顾不得历史了。
我译为“莫斯科河战役”，并加底注：
指波罗金诺战役（莫斯科河流经该战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1385页）
不言而喻，法国人把波罗金诺战役称为莫斯科河战役还具有鼓舞全军士气的作用：打赢了莫斯科河战役，莫斯科还会远吗？
一段文理不通的译文：
……小高地上驻扎着守桥的俄国炮兵连，高地前是一片辽阔的旷野，时而被斜雨的纱幕遮住，时而豁露出来，远处景物在阳光下像涂过油漆一样闪闪发亮。高地下是一个小镇，镇里有红顶的白色小屋、教堂和桥梁，桥两边都是流动的俄军。多瑙河河湾里有许多船只、一个岛屿和带花园的城堡，城堡四周围绕着从恩斯河注入多瑙河的流水。还看到多瑙河松林覆盖、岩石累累的左岸，以及布满绿色树梢和蓝色峡谷的神秘远方。还有修道院的尖塔，高耸在人迹不到的原始松林里。前面的远山上，在恩斯河那一边看得见敌人的侦察骑兵。
原文炮兵连是复数，几个炮兵连就有十几门大炮和附属的马匹、炮车、弹药车，以及几个炮兵连的全体官兵，岂是“小”（这个字是译者加上去的）高地上能摆布得开的？大军撤退，强敌跟踪，俄军以恩斯河为天然屏障，大桥就在俄军大炮的射程之内，高地脚下就是一座小城，那么何来旷野，而且是一片辽阔的旷野？再看，“多瑙河河湾里有……带花园的城堡”，这么说，城堡是在多瑙河河湾里，怎么又说“城堡四周围绕着”恩斯河的流水呢？“布满绿色树梢和蓝色峡谷的神秘远方”，在神秘的远方能看得到低洼的峡谷吗？还有一些问题不再赘述。产生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译者对原文在词义辨析和语法关系的理解上有错误。
文字不多，却有这么多文理不通的地方，对战地景色的描写的审美意义更无从谈起。
试比较不同的译法：
（那是秋季温暖多雨的一天。）掩护大桥的几个炮兵连驻扎在一片高地上，广阔的视野展现在高地前面，忽而斜斜飘落的细雨仿佛薄薄的纱幕，忽而视野开阔，远方在阳光下闪烁的景物历历在目。脚下是小城红顶白屋的民居、教堂和大桥，俄军庞大的部队成群结队地在大桥两侧川流不息。在多瑙河的拐弯处船舶、小岛、恩斯河与多瑙河汇合处碧水环绕的要塞及公园一览无余，多瑙河左岸地势陡峭，松林郁郁苍苍，在神秘的远方，绿意盎然的群峰隐约可见，近处是浅蓝色的峡谷。在仿佛人迹罕至的松林后面，高耸着修道院的尖塔，正前方，在恩斯河彼岸的山上，敌军的几个骑兵侦察小分队遥遥在望。（同上，188-189页）
作者的描写着眼于视觉形象，如“斜斜飘落的细雨”、“薄薄的纱幕”、“红顶白屋的民居”，甚至大桥上川流不息的部队也仿佛只见其形，不闻其声，因为作者是从那片高地上的视角写景的。正是从这个视角才能把仿佛无声的旖旎风光展现在读者面前，而最后一句平淡、写实的语气，却似惊人的警讯：迫在眉睫的战争即将打破这宁静的氛围。
安德烈公爵和一棵老橡树的故事：
在春天暖和的阳光下，他坐在带弹簧的四轮马车上，望着新出土的青草，白桦树的嫩叶，望着春天最初出现的朵朵白云在灿烂的蓝天上飘动。他一无所思，愉快而随意地左顾右盼。
不久他的马车驶进一片桦树林。他环顾四周，赞叹春天到了：
“可不是吗，到处绿意盎然……多快呀！桦树，稠李，赤杨，全都泛绿了……可是那棵橡树却看不到。啊，那就是，橡树。”
橡树耸立在大路边上。树龄大概十倍于林子里的桦树，有十倍那么粗，而且比任何一棵桦树都高出一倍。这是两人合抱的大树，那些树枝看来早已折断，残破的树皮伤痕累累。它又笨拙又不匀称地撑开弯弯曲曲的胳膊和手指，好像一个愤世嫉俗、藐视一切的老怪物，挺立在笑意盈盈的桦树之间。只有它不愿屈服于春天的魅力，对春天和太阳视而不见……（同上，581页）
半月后，安德烈公爵在返回的途中又驶进了那片桦树林，“林中的那棵歪歪扭扭的老橡树曾那样奇怪而难忘地使他万念俱灰”。不过此时已是“处处林木蓊郁，浓荫匝地，枝繁叶茂”的六月初。
整天都热气逼人，暴风雨欲来，但只有一小片乌云骤降一阵大雨，落在道路的尘埃上和丰润的树叶上。树林的左边很暗，藏在阴影里；湿润、明亮的右边则在阳光下闪烁，在风里轻轻摇摆。一切都欣欣向荣；夜莺的啼啭或近或远。
“是的，与我心意相投的那棵橡树就在这里，在这片树林里，”安德烈公爵想。“它在哪里呢？”安德烈公爵望着道路的左边又想，自己也不知道，他正在欣赏的就是他要找的那棵橡树，却没有认出它来。老橡树完全变样了，它伸展开苍翠、暗绿的枝叶，宛如天幕，懒洋洋地在夕阳余晖中微微摆动。难看的手指、累累伤疤、原来的忧伤和怀疑全都不见了。从百年老树的僵硬的树皮里冒出了不带茎的鲜嫩的树叶，令人难以置信，是这个老头子孕育了它们。“这就是那棵橡树啊，”安德烈公爵想，蓦然觉得，一种莫名的青春的欢乐和焕然一新的感觉袭上心头。他一生中所有美好的时刻都同时在他的记忆中复苏。于是奥斯特利茨的高高的天空，妻子死后脸上幽怨的神情，在渡船上的皮埃尔，为夜色之美而激动的女孩，那夜晚，那月亮——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记忆中蓦然复苏……（同上，586页）
往事历历。他身负重伤躺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仰望蓝天，浮想联翩；侥幸康复后，目睹爱妻死于产褥而心灰意懒；与好友皮埃尔在落日渡头畅谈人生的意义，深有感触，而在返回桦树林的前夕无意中听到娜塔莎激情洋溢地赞叹春天月夜之美，如此种种都为他心灵的复苏作了铺垫。文笔优美细腻，情景交融，对人物的转变刻画得细致入微。其中对安德烈公爵在战场上仰望蓝天，觉得万事皆空的心情的描写，对他在回程中看到老橡树长出新叶所激发的春满大地、万象更新的喜悦的描写，被公认为心理描写的出色篇章。安德烈公爵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他憧憬着爱情、幸福和事业，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此是后话。
最后，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翻译家和作家不同，他没有选择主题思想和题材的自由，有一定生活素材和才华而成名的青年作家屡见不鲜，而青年成名的翻译家却颇为罕见。翻译家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他首先至少要精通一门外语，仅此一点没有几年系统的学习是办不到的，而处理的题材往往是他所不熟悉或不大熟悉的，要使译文真正传情达意又谈何容易，须知中外文的差别如此之大，远非英法文或俄文与乌克兰文的差别可比。
托尔斯泰在书中探讨人的意志的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他提出了如下命题：
史学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它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是经验科学(опытнаянаука) 和思辨科学（умозрительная наука）的关系。
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们的关于意志的表象（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同上，1670页）
这两个命题有密切的逻辑关系。作家认为史学是经验科学，只“涉及人的意志在过去的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表象”，而不像思辨科学那样“涉及这种意志的本质本身”。这里表象是相对于本质而言，思辨是相对于经验而言。试看某翻译家的译文：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历史同其他科学的关系，就像实验科学同抽象科学的关系一样。
历史研究的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们对它的认识。
译者把“思辨”译作“抽象”，看来是不了解思辨这个概念的哲学含义，也不知道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在这里只能译作与本质相对的“表象”，而不能译作“认识”。究其根源是对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缺乏了解。概念的混淆使这两句话不知所云，试问“历史研究的……是我们对它的认识”，谁能看得懂呢？要在这样的译文中寻找逻辑联系岂非缘木求鱼？西方的宗教、逻辑和思辨哲学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会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是翻译家所无法回避的。
译余琐谈，仅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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