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征战“后改制时代”

    当出版理论家吴培华在最新的一篇关于大学出版的理论文章中写下“夹缝求生”四个字的时候，心中的感受有些复杂。作为一名出版产业的观察家，他必须客观分析对待自己的观察对象；作为一名大学出版人，写下这四字批语，心中却有所不甘。

    一切缘于一个“后改制时代”的来临。曾经高速发展、迅猛扩张的大学出版似乎陷入了一个发展的“无物之阵”。“地方出版都组建了集团，大学出版社被边缘化了。”吴培华说。现在，国内的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已经超过50家，但大都是以地方为局限的，同时，中国出版业的整体效益是以教材教辅为支撑的，所以，这些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一旦形成，将聚合力量争夺地方教材教辅，对大学出版社来说，无疑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尤其是下辖发行集团的出版集团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垄断”。一家大学社分管销售的副社长表示。同时，随着上市出版公司的不断出现，拿着巨量资金不断整合并购其他的出版社和发行机构，集团会越来越大，“在未来集团林立的格局之下，大学出版社由于产权关系的复杂，不像地方出版社一样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很容易就组建成为出版集团或者联合起来，所以，未来的大学出版社面临的是一种孤岛的格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总裁何林夏分析。

    中国教育出版集团组建在即，更多的大学出版人的顾虑是，中国教育出版集团成立后，政府资源会不会与出版集团相结合？如是，绝大部分的大学出版社与这样的教育出版航母竞争，势必处于夹缝之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1月11~14日，第23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在南昌举行，107家大学出版社与上千家国有民营书店，高校图书代办站、高校图书馆的代表聚集在英雄城，看样订货，规划大学出版“后改制”时期的发展。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徐维凡在全国大学出版社社长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大学出版社在今后的发展征程中将面临“集团化”、“产业化”和“数字化”的三大考验。

    尽管如此，征战“后改制时代”，大学出版并非束手无策。短短数年，大学出版人已经用自己不断的探索和实践，踏出了一条大学出版的独特发展之途。与地方出版外延扩张不同的是，大学出版的内涵裂变发展模式已经日渐明晰。“理论上来说，内涵裂变可能要好过于外延的扩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庄智象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小舢板加在一起，并不是航空母舰。” 

    事实上，大学出版的主业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品牌都在业界和读书人群中拥有良好的口碑，并有明显的特色，在社会上拥有明显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地方出版集团的路子都是综合性的，而且都是同质化的，无论哪一家地方出版集团，其组成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吴培华称，大学出版可以走一条与地方出版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这几年，从主业上看，大学出版应该是发展最快的。”庄智象说。那么，在“后改制时代”，在地方出版纷纷走向规模发展之路时，大学出版究竟踏出了一条怎样的特色发展道路？

    新的竞争环境下，大学出版的竞争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

    对此，吴培华曾经做过长时间的研究，他的主张依旧是，“大学出版社姓‘大学’”。也就是说，要真正发挥大学出版的优势，就必须依托高校出版资源，营销、市场领域也应以高等教育领域为主。“应该让我们绝大部分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回归原来的办社宗旨，就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吴培华呼吁。

    在吴培华看来，绝大部分大学社不可能像大的出版集团一样，全面出击，多元化经营，而是必须要走专业化、特色化道路，他曾经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一个出版社应该形成自己的出版特色，而出版特色往往是由专业化作为基础。没有专业化，就不会有特色，也形成不了产品群和品牌产品群。”

    显然，专业化是特色化的基础，特色化的标志则是品牌。一个完整的出版格局，需要出版航空母舰，而小舢板、冲锋舟也必不可少。就此，吴培华做了一个比喻：“就像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一样，有正规军野战军，同时也应该有准军事部队，比如民兵役、预备役。”

    何林夏则将大学出版的优势和劣势做了详尽的分析。人员素质比较高，有人才优势，同时，因为背靠大学，大学出版的学术资源和智力资源也是有优势的。劣势则为，“缺乏成熟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不像地方出版社的领导很多是从编辑和发行长期干起来的，大学社的很多领导是学校直接委派”。同时，现行模式下，大学出版发展的负担和压力要比地方出版重得多，要照章纳税，要给学校上交利润，还要为教学科研服务，每年补贴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教材。

    “从体制上，大学出版有自己的局限性，它的优势、经营的负担和压力决定它会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何林夏表示。

    大学出版拥有学术资源的优势，更贴近教学科研的优势，人才的优势，就此，庄智象提出，大学出版主要的任务还是应该服务于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和面向社会的商业出版社是不一样的。他并不认为地方出版集团的组建在主业上对大学出版构成压力：“集团可能综合性强一些，大学出版在专精特方面可能做得更好一些，各扬所长。”

    出版业的管理机制为审批制，而非登记制，也就是说，进入出版界是有门槛的，“不是谁都可以做出版。给了你这个资格，就应该把出版的责任承担起来。”显然，庄智象的话意有所指，“既然有社会分工，出版人就应该壮大主业，而非去壮大房地产业或者其他产业”。

    高校市场能否支撑起这么多的大学出版社？

    吴培华在分析国家教育发展长期规划时发现，在下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之间，高等教育中有几个比例明显上升：其一，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在提高，学生入学率没有受到影响；其二，国家的教育方针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增长比例是很大的；第三，研究生教育的增长比例也是相当快的；第四，终身教育，包括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培训等还有广阔市场。

    所以，应该说，大学出版社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关键在于能否捕捉市场机遇。本报在采访培生教育集团亚太区总裁康默伦时得知，从去年5月收购上海乐宁教育到现在，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培生中国已连续收购了三家英语培训机构，培生教育在中国最大的业务已经由教材出版变为了英语培训。

    不是所有的大学社都需要扩张

    在大学出版人眼中，并非所有的大学出版社都要抢走扩张道路。只有极少数的、已经在市场上博弈的大学社需要扩张，但绝大部分的大学社不需要扩张。“专业性的学术出版社，它的读者是有限的。”何林夏表示。

    吴培华主张，少数已经产生影响、形成气候的名社大社，通过自己的不断积累后，增值裂变聚合，走向出版的航空母舰，“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大部分大学社也许不能扩张，但是在做强这一块，是有所作为的。所谓“强”，就是在某一领域做到不可替代性，也就是“专业化”。

    何林夏认为，未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种比较普遍，就是像欧美大学社一样，成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部门，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或者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学校有什么专业就做哪些图书；第二种，对于一些有发展愿望的大学社，如果有优势的学校资源的支撑，可以走专精优特的发展道路，走专业化出版的发展道路，“比如，林业、医学、邮电等专业院校出版社”；第三种模式，有丰富的各类教材资源的出版社，可以以教材参与市场的竞争。“第一种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下已有15个法人企业，七八百人，无法回到二三十个人的规模；作为背靠地方师范性院校的出版社，广西师大社也没有天然的走专业化出版发展道路的条件和基础；第三种，广西师大社也没有教材，所以，广西师大社的发展道路我们还在探索之中。”何林夏谦虚地说。事实上，从十年前在异地设立贝贝特出版公司开始，广西师大社已经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实事求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审时度势进行适度扩张，而不是盲目追求规模。最可怕的就是一哄而上。”庄智象提醒说，逆市扩张，不利因素会扩大，前两年看不出来，三四年就会积重难返。

    大学出版人一致的意见是，“绝大部分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应该回归原来的办社宗旨，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不免让人心生疑惑，已经转为市场主体的大学社，它的天职不也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吗？

    所以，“目前的转企改制是不合适的，因为不是根据出版社的具体情况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如果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像国外一样，不需要转企改制。但是，我又能表示充分的理解，因为国家这么大，没有办法制定一个具体详细的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条例的准则和标准，先一刀切，再慢慢调整”。一位大学出版人表示。

    “圈地运动”

    现在，一些大学出版社产业化发展道路已经渐渐明晰。

    2007年，通过内涵发展、重组其他校产资源，以转制后的北师大出版社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成立，成为国内首家集图书、音像、电子、网络、印刷等多介质产品于一体的高校出版集团。三年来，北师大出版集团完成了漂亮的整合组合拳：吸收十省民营资本，控股成立北京京师普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迈出了跨所有制经营第一步；完成音像出版社重组和技术性改造，迈出跨媒体经营第一步；2010年3月，与安徽大学合资组建安徽大学出版社，更是首次实现了国内高校出版社之间跨地区、跨学校的重组联营，更据本报了解，北师大还在与南方一家出版社洽谈联营业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走出了一条先内涵后多元发展的扩张道路。”吴培华评论。

    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在桂林挂牌。自2000年9月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先后在北京、广州、南京、南宁、上海等地成立以“贝贝特”命名的文化公司，其突破自身局限，寻求异地发展的模式在出版界被称为“广西师大社模式”；同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通过自身的主动裂变培育新的机体”，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麾下已经拥有出版社、杂志社、电子音像出版社、印刷厂、大学书店，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南宁5个贝贝特公司，独秀金图股份有限公司等十数个下属企业，建构起一条集图书、期刊、电子音像出版、照排印刷、图书批发及零售、咨询策划、广告等业务于一体的出版传媒产业链。这是一条明晰的“自我裂变”、“内涵发展”的发展之路。尽管何林夏秘而不宣，以“事情还没有做成”拒绝透露进一步的想法，但据本报的了解，广西师大期冀在“理想国”的品牌之下，将不仅有书籍的出版，还包括各种文化创意产品，以及沙龙、讲座、展览等文化活动。

    同时，人大社、北师大社、外研社、外教社等大社名社，早就将触角伸向了全国。很多大社很早就在全国各地建了信息中心或销售中心，或独资，或与书商、地方高校、或宣传部门合作，一方面是推广教材，一方面也在网罗作者资源和信息反馈，进行教育培训，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孵化为实体。“大学社正在开始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吴培华评论。

    大学出版人的坚守

    尽管大学出版的“圈地运动”如火如荼，然而，大学出版人坚守的出版价值观却不会动摇。

    “文化积累，对于商业出版社来说，它的意义是参与市场竞争，但是对于绝大部分出版社特别是大学社来说，它的主要责任就是文化传承和积累。”

    “我觉得，规模的做大虽然也很重要，但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我们对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做了什么。”庄智象表示。

    也有大学出版人将学术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称为“学术的理想”与“市场的残酷”。事实上，出版的责任与其他媒体不尽相同，出版的责任主要是文化传承，而文化传承和积累需要国家支持，如果国家放弃支持，让大学出版背负比地方出版更沉重的负担，是对大学社的不公平。其实，把所有出版社都赶到市场上去，所以才有学术出版坚守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困惑。如果不是企业，它的职责就是学术出版，可以减免税收，国家和学校养着它，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同时，大学出版人的一致意见是，希望行政主管部门多听取大家的意见，出台配套措施，在税收、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创造更公平的环境，以推动出版社转企改制后的发展。比如，央企和地方出版社的竞争是不公平的，在京大学社享受的待遇，地方出版社是没有的。再比如，地方组建出版集团，把发行集团放进去，有些地方出版集团就片面强调地方出版利益，导致对地域外其他出版社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