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只能作为参考”

    华罗庚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数学家。他最被世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没有丝毫背景，竟然成了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为世界数学界顶尖的学者，为人类数学的发展与应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1年，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在《科学》杂志上看到了华罗庚的一篇文章，题目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这篇文章是杨武之教授推荐他看的，文章虽然只有3页，但言简意赅、十分清晰地阐明了“不能成立”的理由，显示出不凡的数学才能；而且文风很好，诚恳而谦逊。熊庆来非常重视，觉得这位作者不简单，于是四处打听。熊庆来本以为华罗庚是个留洋学者，但很快得知：华是个失学青年，仅仅初中毕业；虽然上过黄炎培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但不久就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他只是凭着刻苦的自学，在数学领域中摸索着前进。

    在熊庆来联系到华罗庚的时候，华罗庚刚得过一场可怕的伤寒病。全家人到处借钱、典当，想尽办法为他求医看病，又幸得妻子日夜精心照料，使他终于摆脱病魔。即便如此，华罗庚仍落下瘸一条腿的后遗症，其家境贫寒也是可想而知的。

    熊庆来本人是科班出身，但他重视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马上写信约华罗庚面谈。

    1931年8月，清华大学，熊庆来热情地接待了满脸病容的华罗庚。交谈中，熊庆来更加坚信华罗庚的才华和潜力，这是“一匹典型的千里马”——中国极需的人才！

    不久，华罗庚被聘担任清华大学算学系办公室助理员，每月工资为40大洋，并允许他旁听大学的课程，算学系的图书馆也由他管。第二年放暑假，华罗庚回家探亲，临别时，熊庆来害怕华罗庚不回来，特地叮嘱道：“你可一定要回来呀！别嫌这儿的钱少，以后会给你加的。”1933年，清华大学算学系破天荒地聘请只有初中文凭的华罗庚为助教。这自然会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熊庆来顶住了压力。叶企孙院长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叶企孙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要被资格所限定。”

    在一流的学习环境中，在熊庆来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华罗庚更加刻苦钻研，展露出更多的才华，受到了包括外籍教授（法国巴黎大学的阿达马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维纳教授）的器重。1936年到1938年，由清华大学推荐，华罗庚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这便引出了华罗庚又一段佳话。

    剑桥是闻名世界的学府，不知有多少人梦寐以求地想来“镀金”。一旦获取剑桥的学位，那将是身价倍增！华罗庚因发表重要的学术文章，已受到西方学者的注意。所以，他到剑桥大学没几天，著名数学家哈代（C.H.Hardy）就告诉华罗庚：“你的作品很多，完成一篇好论文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你一年内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没想到华罗庚回答：“谢谢你的好意。我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还是抓紧时间学习，多写些有价值的文章。念博士不免有些繁文缛节，太浪费时间了。”哈代大感意外，说：“东方来的人，不稀罕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你是第一人！”

    此后，在剑桥的两年时间，华罗庚从没有登记考学位，他只是杂杂实实地发表了十多篇数论方面的论文，成就了“他在数学上有最深刻贡献的时候”。美国普渡大学教授徐贤修回顾：“华先生留英期间，数学界发生一件大事，即苏联大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前面曾说过的哥氏对于奇数的臆测定理。华先生是一位极具毅力的人，这时他马上致力于哥氏定理推广到偶数问题的研究。直到今日，所有研究这个问题得到结论的人，华先生还是最杰出的一位。在英国的两年中，他对数论热门研究的各个问题的贡献，深受国际上注意。”由此不难看出，华罗庚对真知的追求与收获已远胜过博士学位的光环。

    华罗庚自身的经验，以及他见到了许多高分低能、高学历低能力的所谓“人才”，使他更加切实地认识到：“学位和文凭绝对不能与真才实学划等号。”因此，他在许多的讲演中一再提到独立思考、自修、真才实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956年，华罗庚在《中国青年》发表《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的文章。提到：“解放前我们看见不少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一生事业的道路是：由大学毕业而留洋、由留洋而博士、由博士而教授，也许他们在大学时有过一颗爬上科学高峰的雄心，留洋时也曾经学到一点有用的知识，博士论文中也有过一点有价值或有创造性的工作，但一旦考上了博士当上了教授，也就适可而止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抛之九霄云外，几十年也拿不出一篇论文来。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

    1985年1月，华罗庚发表《要培养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明确提出自己对人才、文凭的看法。他认为：“重视人才绝不等于重视文凭，而是重视才能，即重视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文凭只能作参考。”接着，他就此展开，以实例来说明自己的看法。他说：“我28岁任西南联大教授，38岁成为美国的教授，但我并没有博士头衔，是我国学部委员中唯一没有博士头衔的。爱迪生、法拉第也都不是博士。所以，不能只重文凭。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讲求实效，使学生真正具有真才实学，做到博学多能。”